在这些劝说都让黎元洪的想法不断的向继续进兵的方向上引导，但是让黎元洪最终下定决心的原因却不是来自参谋和军官们的说法。人民党拦河之后，南淝河的水面逐渐升高，河水开始向河岸两边扩展。如果黎元洪再不决定进军的话，原有的渡口就完全无法使用，黎元洪就不得不退到二十里外的渡口登陆。这二十里还是水路的距离，换成陆路的话，凭空就多出了四十多里地的距离。若是行军五十里地突袭合肥，黎元洪还有信心，让他统兵先走一百里地，黎元洪知道这对湖北新军就太不利了。
“湖北新军已经登陆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人民党的前线指挥部里头。军委的同志们一个个都激动起来。人民的作战计划是依靠湖北新军的变化来进行的，黎元洪他们的命令下达的缓慢实在是令人焦急。陈克看着军委的同志，他想从这些人脸上的神色里头看出到底谁是更加合格的。
虽然察言观色这种事情比较不靠谱，不过陈克现在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在部队里头。他判断把握己方的方法就是对命令的执行情况的汇报，剩下的就是各种监察机构。最后剩下的就是对这些同志们的观察了。
以前陈克不懂察言观色到底是什么意思，当了这么久的“领袖”之后，陈克终于有了点心得。察言观色这东西也是有适用范围的不同。一般来说，越是讲科学的同志，越是忠于职守认真的工作的同志，就越能够掌握事物的一般规律。
以军事为例，部队的战略建立在敌我之间的特点以及力量对比之上的，所谓的知己就是要弄明白自己有什么，近期和长期都能够拥有什么样的物力与人力。在这个基础上，要进行针对性的军事战术训练。人民党的部队训练更讲科学，行军、射击、投弹，还有注意力的训练，这些都不是光用嘴说说就行的，没有一次次的枯燥的反复训练，这是根本不可能让士兵掌握的。
人的本性里头都是希望安逸的，这等严格的反复训练对于精力体系的消耗太大，所以这时候就是政委的工作了。政委们要让战士们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就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真正的法宝。
如果是合格的军事指挥官与政委，他们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准备和训练从来是不嫌多的。这些人一般都会有一种强烈的专注神色。而且说话的时候普遍用具体数字来回答。和他们一起说话是非常轻松的。那些不合格的军事指挥官与政委们，一般都会声音比较大，说话更加空洞无物。而且他们遇到问题之后，由于不太能很好的解决。所以经常会出现一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避免谈及一些关键问题的倾向。所谓的“关键问题”就是大家都不太好解决的棘手问题。如果那些负责人的指挥官何政委都不好解决，那些不负责任的同志更加解决不了。
这些都只是陈克的初步感受，他知道在自己日渐脱离基层的今天，他必须学会“将将”而不是“将兵”。
观察了一番自己的同志之后，陈克又忍不住想起了自己现在的敌手黎元洪。陈克知道一些黎元洪的事情，所以这反而让陈克不太容易做到客观了。想知己知彼都不是兼容事情。
就在武昌起事的第二天早晨，革命军在黄土坡找到了黎元洪，当即将他带到楚望台，接着又拥至资议局，让他出任都督。但黎元洪执意不肯接受。他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够资格的是孙文，你们何不接他来担任都督。”这时，革命军将预先拟好的安民告示拿出来要黎元洪签字，黎元洪像怕被蛇咬一般，连声说“莫害我，莫害我！”黎元洪这种消极抗拒的态度激怒了周围的革命党人，他们气愤地骂道，“黎元洪不识抬举，是满清的忠实走狗”，“干脆给他个枪子儿吃算了”。在场的李翊东也大怒，他举枪对着黎元洪吼道：“你本是满清奴才，当杀！我们不杀你，举你做都督，你还不愿意。你甘心做清朝奴才，我枪毙你，另选都督。”说着就要扣动板机，吓得黎元洪面无人色，出了一身冷汗。此后几天，黎元洪一直是不思米食，缄默不语，他抱定主意既不再做清朝官事吏，亦不宜担任革命军职务。直到10月13日黎元洪仍不肯就任都督，革命军只好将他软禁在军政府。他整天愁容满面，心思重重。心想，这下可完了，朝廷把我当叛徒，党人把我当囚徒，妻妾儿女，不得见面，如有手枪在身，莫如饮弹自尽，一致了之。由此可见，当时黎元洪消极抗拒的决心之大。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汉口、汉阳的先后光复，以武昌为中心的革命大有形成波澜壮阔之势。在这种形势下，黎元洪看到武汉三镇已归民军掌握，于是，他的态度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的首要标志就是剪掉长辫。
黎元洪是有着很强烈的两面性，陈克不太清楚，自己现在面对的黎元洪到底会更倾向于哪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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