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之后，郑文杰也不多言，坐下就开始抽烟。看着众人议论纷纷，郑文杰心里头盘算着自己的事情。几天前，他已经私下派了带了最新的朝廷内部变化的诸多情形前去安徽。派的人是郑文杰的堂弟，也是自家的心腹。这些朝廷里头最新变化虽然对于郑文杰来说不是什么重要的消息，但是对于陈克来说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郑文杰甚至还写了一封信，里面大概论述了最近朝廷的党争局面对陈克的影响。
如果陈克只是一个普通的叛匪，这些东西的价值就非常有限了。如果陈克果然如同一年多前他自己说的那样，志在建立一个新中国。那么这些情报的价值在现在就是无价之宝。王思淼回北京之后，郑文杰已经几次和王思淼私下谈过。对陈克建立的根据地的地盘大小，兵力，财力都有了一定的了解。郑文杰对陈克的举动有诸多不解，但是陈克搞出这么大的地盘，居然还能“籍籍无名”，这么一件事让郑文杰确信，陈克有着极强的控制能力。历史上占据了半省之地的造反势力，哪一个不是轰传天下的？想让这种势力悄无声息，远比名动天下要难得多。郑文杰坚信，能做到这点的陈克的确是有真材实料的。
想说服“革命小组”达成统一的观点自然是极难，但是私下和陈克达成协议那就容易得多。郑文杰在别人有动作之前率先向陈克表达了善意，剩下的事情就看陈克怎么应对。
王思淼为人干练，这次去安徽见到了陈克，两人谈好了“情报交通线”。现在的情报交通线分为两路，或者说一路半，起点都是从北京出发，交通员坐火车南下，一路中途下车，走阜阳到凤台县。一路到终点汉阳，然后坐船走水路，顺长江而下，进巢湖，然后到合肥。
郑文杰自己知道以前得罪过陈克，若是腆着脸去陈克那里只是自讨苦吃。而通过“革命小组”收集情报，然后把这情报提供给陈克，郑文杰与陈克之间的关系就是平等合作。如果陈克以后真的能革命成功，郑文杰的这份功劳可是极大的。无论如何都能在革命的大潮里头自保。
看着眼前“革命小组”的同志们还在为朝政的事情争论不休，郑文杰心里头暗笑。但是脸上的神色却是越来越凝重了。
朝廷内正在进行大内斗的两派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内部出了这么一个心怀异志的小集团。斗争既然转入了袁世凯等人熟悉的范畴，袁世凯立刻发动了反击。
“杨翠喜案”案发后，载振急忙密潜天津，与袁世凯筹商弥合之计，袁当即派部下将杨翠喜接到天津。同时，又施展换人术，让他人冒领杨翠喜。并操纵天津等地的《大公报》和《顺天时报》，煞有介事地登出更正“杨翠喜案”的文章。
等到载沣、孙家鼐派员到天津查访时，一切都已安排停当。杨翠喜已变成天津盐商王益孙买的使女，并立有“字据”为证，商会总理王竹林也宣称，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借给段芝贵去送礼。一桩言之凿凿的“公案”居然查无实据。
负责查证此案的载沣少不更事，查究之责主要取决于孙家鼐。孙为老臣集团的重要人物，虽不满于北洋，但对清廉派也不感兴趣，他主要从一己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件事。刘体仁的《异辞录》对他当时的心态有切近地描写:孙深知“博舆论之欢欣鼓舞固自易易”，但顾虑到：一奕匡是亲王，即使开缺，如仍留京，遇年节吉日，仍蒙召见，很有可能“卷土重来”。二即便能打倒奕匡，袁世凯也未必能一块打倒，如打不倒，被反噬一口，更不合算。三“吾一言一动影响皇上甚巨大”，孙原为帝党重臣，戊戌时曾受牵连，庚子后方得化解，一虑及此，“战战兢兢之不暇，岂敢稍涉疏忽”。在这种心境支配下，5月16日，载沣、孙家鼐以赵启霖所奏之事“毫无根据”覆奏，慈禧随即以“任意诬蔑”罪将赵启霖革职。如此一来，“杨翠喜案”隐彰不明。但奕匡父子究竞作贼心虚，只得舍车保帅，17日，载振上辞职书，奏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马上得到批准。
言官本有“风闻言事”的特权，但赵启霖竟然因弹劾权贵而落职。一时舆论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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