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概念不是北一辉的创造性理念，而是人民党党会上的讨论内容。劳动者作为中国统治阶级，而不是有产者与食利者作为中国统治阶级。那么降低一个人成为劳动者的成本，是人民党的核心经济思路。降低的办法很多，例如低廉的粮价，例如义务教育，例如各种社会服务体系，例如国家限制一个人只能拥有一套房子，但是却又能以各种方式让劳动者很容易得到房子的居住权。甚至为了扩大就业，人民党接受私营企业的存在。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着降低一个人成为劳动者的成本而运行的。
如果在低廉的成本下，一个人还不愿意主动成为劳动者。人民党除了思想辅导以及就业辅导之外，甚至还有强制劳动的机构。中国家庭是欢喜雀跃的将二流子成员送进劳动机构的。相对于日本人求爷爷告奶奶尚且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中国的就业局面就未免显得好的过份。
即便对日本上层没有太多的幻想，北一辉仍旧尽量游说当下的日本大藏省大臣高桥是清，“高桥阁下，我认为日本当下最缺乏的就是这点。在日本，劳动职业还是分三六九等的。在中国那里，他们正在致力于改变这种想法。即便在中国，人民党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消灭资本家。中国是通过反垄断，反地方保护主义，乃至政治上的反民粹主义，通过自由竞争的手段使得国有企业一步步占据优势地位。日本经济局面并不好，所以国家更有义务承担起责任来。通过国家降低成为劳动者成本的方式推进日本经济发展，进而推动整个日本政治的前进。”
高桥是清很欣赏这种政策，但是高桥是清很明白北一辉的建议根本没有在日本实现的可能性。送走了北一辉之后，高桥是清命仆人再次泡上茶，端着手感温润的骨瓷茶杯，他反思起北一辉说过的话，日本统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不够。
日本统治阶级或许对实现国家利益的觉悟不够，但是在保住自己现有利益方面绝对不能说“阶级觉悟不够”。在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掠夺利益，杀戮社会主义者这些方面，日本各个统制阶层空前一致。甚至表面上水火不容的海军立宪政党派与陆军皇道一统派，在这些事情上也只有程度的不同，而不存在立场的不同。双方的区别仅仅是立宪政党派希望限制与消除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影响。皇道一统派则知道无法限制与消除社会主义运动，所以干脆采取肉体消灭的高压政策。只要稍稍一涉及日本人民追求利益的事件，日本统治阶级就像是被火红的粗大烙铁插进菊花一样亢奋起来。
所以高桥是清很不理解，到底是谁让北一辉回日本的呢？
北一辉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被迫害的自觉，离开了高桥是清那里之后，他并没有回住处，而是在东京开始逛街。
与几年前离开日本的时候相比，东京变化很大。木质结构的小房子在东京越来越多，街头的人也越来越多。北一辉把见到的日本人与他见到的中国人一比较，就能看出问题来。身高，体态，穿着，气色，中国人都比日本人看上去健康很多。日本毕竟是北一辉的故乡，熟悉的衣服与乡音，都让北一辉感到很舒服。只是在细节上，北一辉注意到中国的衣服与日本衣服在细节上的不同。
在中国城市中，补丁衣服极为常见。最近流行的劳动布衣服，打了补丁之后甚至根本不影响美观程度。中日双方在服饰上的最大不同在于缝边。日本的缝边大多数都是手缝，中国城市中已经是机器缝纫的。不仅仅是大城市，县城，甚至是几个村合并成的那种小镇，都不缺乏缝纫机店。缝纫收费非常便宜，除了国有的缝纫店之外，私营的缝纫店数量也很大。在工业化时间比较久的中国工业城市，成衣的销售比例越来越大。
采用缝纫机缝边，衣服边耐磨性大大增加。如果能够按时洗涤，衣物使用期限也会延长很多。唯一问题在于，缝纫机与肥皂的价格并不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