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知道王士珍总是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法子却总是太公平。袁世凯时代中，公平解决问题能够稳固袁世凯的统制，不过对段祺瑞却绝非好事情。甚至不用看信，段祺瑞就能想到，王士珍的建议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但是并非是最大化段祺瑞利益的办法。
事情果然如同段祺瑞所想，王士珍建议段祺瑞以签署平和协议为条件与人民党谈判。西北各省认同人民党的领导权，尽量争取有限的地方自治。
段祺瑞微微摇着头将信放回桌上，与屈辱的“投降”相比，能够有限地方自治已经是巨大的改善。到现在，段祺瑞已经不再幻想着能够立刻起兵打倒人民党，获得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不过西北当下的局面好歹还有表里河山，拥有广阔的地盘。从这个角度来看，有限地方自治其实与投降区别不大，只是早死晚死的分别而已。如果一定要覆灭的话，段祺瑞还是希望能够经过一场令人心服口服的战争，而不是窝窝囊囊的就这么低头认输。
北洋与人民党的战争，留给段祺瑞的印象就是“窝囊”二字。每一次战争，北洋军都在没能彻底发挥实力的情况下就完蛋了。若是没有一次次在战前就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而是双方能够排开阵势放手大打。就如同人民党吹嘘的在东北的战役那样，中日两军迎头装上，然后浴血奋战。若是那样的战争，段祺瑞即便输了之后也会觉得自己尽力了，至少输的明明白白。
即便知道让敌人无法发挥全部力量也是战斗能力的一种，不过作为每次都无法发挥出力量的一方，段祺瑞心中的郁闷感受实在是难以形容。
抱着这样的敌意与个人情绪，段祺瑞迅速开始调集军队加强山西陕西的防御，而且扩大征兵。不管怎么竭尽心力，从战略角度来看，段祺瑞所做的只能用一个“等”字来形容。这做法与北洋、光头其实别无二致。
人民党则从来不等，工农革命军的战争理念完全继承于历史上那支拥有强烈进攻精神的军队。尽管两年来工农革命军的主要力量都放在基础建设上，从部队的安置，部队的训练，都在做着进军准备。
就在劝降通告送给段祺瑞后没几天，卸下国防部长职务后的华雄茂就日夜兼程赶到了张家口，在那里不仅仅是一个军，而是一个编入了两个骑兵师的加强步兵军。这支部队的对手就是在内蒙与外蒙布防的徐树铮。
每一个北洋军头都接到了劝降信，然而人民党对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幻想。这些北洋军头在袁世凯手下的时候或许还能称为“督军”，袁世凯一死，他们现在完全是一群军阀。不管这些人怎么看待自己，他们真正能够依凭的仅仅是手中的军队。有军队就是草头王，没有军队他们什么都不是。这些家伙已经彻底成为了一群军阀。对付只懂得依靠武力的军阀，也只有用武力才能让他们面对现实。
“徐树铮既然不投降，我们就没有任何必要再等下去，再多的谈判也是没用的。”毕竟在中央待了十几年，军事指挥能力姑且不谈，华雄茂对于政治上的理解还是足够深刻，“对徐树铮发动进攻。”
1918年8月20日，徐树铮部在内蒙外蒙交界处全军覆没的消息就传到了段祺瑞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