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空军也比较冤，不是人员不行，而是武器太弱。苏联的伊系列飞机是30年代初期设计的，特别是I－152甚至是无法收放起落架的双翼型飞机，虽然它号称是最好的双翼飞机，但毕竟还是双翼机，速度远远比不上单翼飞机。I－152能勉强追上装满炸弹的日军轰炸机，当日军轰炸机投掷炸弹并俯冲脱离的时候，甚至都追不上。火力也很弱。I－152唯一的优点就是机动性好，这也是因为其速度低，且是双翼的原因，另外I－152也比较容易上手，操作简单。而中国空军装备的另外一款伊系列苏制战斗机I－16也有不少的缺陷，由于其设计时间较早，还是采用开放座舱，没有采用一系列新的气动布局改进。导致其速度相对现在世界上的一线战斗机来说较慢，且操作复杂。有多名有经验的飞行员在首次飞I－16战斗机的时候都发生了事故。
其次是除空军第四路外，其余部队的通信和预警能力都很弱。在浮空基地没有投入预警使用的时候，甚至还采用烽火的方式将敌机来袭的信号传出，这种两千年前的技术让中日双方都哭笑不得。
其实中国飞行员初期的实力是能跟日本的飞行员相抗衡的。抗战之初，中国空军从驾驶员到机枪手全部毕业于中央航校，有四到五年军龄，军衔中尉以上。即使是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到1939年间，一名正式的空军军官仍需要在汉口/重庆航校就读4年。而日本飞行员基本是新兵，接受半年到一年飞行培训即可，军衔基本是士官。可以说日本利用了其飞机的先进性在中国训练了一大批王牌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给盟国带来了一系列麻烦。
而中国空军有经验的飞行员则只能用老掉牙的飞机来对抗日军，导致损失惨重。就军事而言，飞行员的价值远远超过飞机本身，但是面对旧中国航空工业一贫如洗、作战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日本飞机越打越多越打越新的残酷事实，许多飞行人员在飞机受伤或发生意外故障之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跳伞逃生，而是尽量迫降、保全飞机。
在“四?二九”空战中，中国飞行员信寿巽在飞机中弹70余处、机身着火的情况下坚持将飞机安全降落到机场，令来华助战的苏联飞行员也钦佩不已。但是，在残酷的空战中，更多的飞行员，如第五大队副中队长梁鸿云、第六大队飞行员黄文模、高漠等人都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忍痛迫降或返航，虽然保住了飞机，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而亡。其中孤胆英雄高漠在一度清醒后，第一件事竟是汇报战斗经过。也有一些飞行员在迫降时遭遇不幸，其中最为悲壮的要数曾击落8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袁葆康的迫降。他在飞机起落架被敌人击坏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迫降，希望能保住飞机，结果机毁人亡。
每每想到这些，周至柔等中国空军的创始人都是老泪纵横。所以蒋委员长的质问让周至柔非常的难过，不是空军将士不争气，实则器不如人啊！好在来黄山官邸之前，空军总司令部已经内部商量好了，现在正好给委员长汇报。
“报告委员长，本次损失惨重主要是由于我战斗机飞行速度慢且空袭预警时间太短。为了避免同样的惨剧再次发生，空军有以下计划：”
“一是将指挥部制改为与陆军一样的团、师组织制度。鉴于敌101号作战计划主要针对重庆、成都等川内城市，拟将第三大队和五大队并入第四路指挥部，连同原有的第四大队和第十一大队共同改组为空军第四飞行团，场站包括川内所有机场和浮空基地，由何俊才任团长，郑少愚任副团长，全权负责川内空中防卫事宜。苏联志愿航空队移防兰州，并负责接收和运输新战斗机。”
“二是升级第四飞行团的战斗机。从苏联接受的新型I－16－10型和I－16－18型战斗机优先不及第四飞行团，并逐步将原有的I－152系列战斗机交换给其他飞行团和位于昆明的中央航校用于训练。现有的I－16战斗机机翼机枪升级为口径，加装保护飞行员的座椅钢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