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的年轻妻或女儿去做娼ji，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而在这种情况下，汤恩伯居然还没有忘记征收他的“汤粮”。这篇名为《饥饿的河南》的6000字的文章以及来自河南灾区的一张张照片让在大后方享受短暂和平时光的民众感到一阵阵揪心，而对国民政府的不作为和国民军的种种恶心行经感到非常震怒。次日，大公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就连一些国际通信社都转发了大公报的报道，一由于战场上的胜利和外交上的突破而变得越来越像大国领导人的蒋介石的光芒消退了一些。
蒋介石第一反应就是对大公报这种行为感到非常的愤怒，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不过纸是抱不住火的，随后一些外国记者的深入调查让这个漏洞越来越大。原来不但是政府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这一系列的情况被报道出来，直接将国民政府推到了风口浪尖。
空军很快行动了起来，首先对宜昌城中遭到空军误炸的市民进行了补偿，不但为其修起了房屋，而且还援助了其部分口粮。其次直接通过洛阳机场对河南进行赈灾，浮空基地冒险从美洲基地将数千吨粮食直接由美国运送到洛阳，这些粮食都是付峰在美国以粮食加工厂的名义购买的小麦、大米、玉米、红薯和土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赈灾并没有通过国民政府，而是空军出面在河南的数个城市设立了赈灾点。一些土匪和军队企图袭击赈灾点，抢夺粮食，被严阵以待的空军陆战队击退了。空军还动用的运输机团将逃难的农民运送到陕西、甘肃和新疆等地，特别是新疆，那里有大量的土地等着他们耕种，而且没有那么沉重的税负。
空军的行动更加显示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军的无能。蒋介石好不容易积攒地一些人气也消散掉不少，他有一些生气地将何俊才招到官邸中，抱怨其拆台的行为。
“委座。河南的情况我去看过，只比大公报所描述的要更糟。我实在是无法忍心不去救助那些人。”何俊才严肃地说，“委座，我在河南听到了一种说法，‘盼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实际上正是由于在抗战中的这些‘劣迹’，才使得民众最终放弃了国民军。在1944年，河南的民众甚至帮助日本人击退了汤恩伯军，大量的武器流落民间。”
何俊才一席话让蒋介石感到异常沉重，他已经得知历史上抗战后退缩东南一隅的事情，潜意识他并不认为那是真实的，一直躲在构筑的虚幻的世界中聊以自。
思考了良久，蒋介石才叹了一口气，他意识到以前对手下的放纵的确是不应该的，他转而问到那鹏飞你认为应该如何呢？”
“委座，论政治，谁都比不上您。之前是因为稳定的需要，现在您手中已经紧握了大全，而且没有空军的支持，任何陆军的行动都会受到限制，为现在还不强硬起来呢？”何俊才反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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