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第三飞行师团所拥有的轰炸机还是只有九九式轻型轰炸机和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两种，这两种轰炸机已经证明如果遇到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就会被揍得一塌糊涂。在1941年的作战中，第三飞行师团损失最多的不是战斗机，而是前去轰炸的轰炸机。新的轰炸机还在设计和制造中，还好这一次，他们更多的是要执行防空的任务。
中国空军并没有放过转场的第三飞行师团，在桂林和贵阳两地，不但有新成立的第三航空师作为区域守卫力量，更有战略作战力量的第一航空军在这里，总作战飞机数量超过日军的2倍多。所以就在第三飞行师团转场的那一天，蚊式预警指挥机就指挥了一次空中的突袭，让刚到广州的第三飞行师团就遭到了损失。
随后中日双方的空军不断有交战，但是每一次总是日军遭到失败的命运。中国空军的战斗机能顺利地将前来桂林轰炸的日军击退，并将日军的作战飞机紧紧压迫在广州的地面防空体系之内。而中国空军的蚊式轰炸机则能悠闲地越过广州前往香港，将正在那里进行布防和进行渡海准备的第23军炸得人仰马翻。这一切就像1940年6月以前中国空军在重庆的遭遇。
酒井隆现在简直是焦头烂额，战术指导中承诺的空军掩护根本就看不见。刚开始的一两天还有数架战斗机来到这里，但是很快就被守在高空的中国空军的那种速度很快，火力很强的战斗机击落。酒井隆不得不派人去将跳伞的飞行员找回来，有时候能找回一个垂头丧气的活人，有的时候只能找到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到这几天，第三飞行师团就干脆不出现了，将酒井隆的地面部队完全扔给了中国空军。而中国空军则非常敬业地在上空守卫，连夜间都能派出蚊式夜间战斗机前来执勤。
他好不容易从广州弄来的大小船只再次沉入了维多利亚港湾中，不过还好第23军的参谋长为他在珠江口找了一个江边的树林子，一些躲在其中的船只侥幸逃过了中国空军的轰炸和扫射。
时间很快到了12月20日，酒井隆还是没有任何进展，只是趁着夜色的掩护，用小船运送了一些精锐的小分队到香港岛上进行侦查和骚扰而已。来自南方军司令部和日本海军的压力快将他压垮了，上午的时候，他再次命令第51师团尝试了一次渡海作战，将隐藏在珠江口的渡船都拖了过来。当这些船只就要冒着香港岛上射来的炮火抵达对岸的时候，空中再次传来令人讨厌的飞机的引擎声，数架蚊式轰炸机俯冲了下来，用它们携带的炸弹和航空机枪将这些没有任何掩护的民用船只撕成了碎片。水面上到处是呼喊的日本士兵，不过来自空中的扫射很快就让他们停止了呼救。
酒井隆一拳打在司令部的掩体墙上，恼怒万分，这样的情况看来，如果没有防空火力强大而且装甲厚实的海军舰艇的支持，恐怕自己是难以渡过维多利亚湾了。
就在这个时候，前线观察哨报告有打着白旗的小船正在渡过海从香港岛往九龙半岛而来。酒井隆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有点吃惊，因为之前他曾经派出过两拨劝降的使者被港英政府拒绝了，现在在日军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方莫非还是来投降的？
在酒井隆的命令下，这名打着白旗的使者很快就被带到第23军司令部的地下掩体中来。前来的正是已经在香港岛上活动了6天的廖承志。廖承志长久活动在香港，这几天的时间已经跟香港政府和香港的民间力量达成了一致意见，并说服了英军的最高指挥官莫尔比特少将。更加重要的是，通过中国空军的联系，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认同了他们的计划。现在是来说服日本人的时候了。
廖承志出生在日本，而且在日本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短暂地在日本留过学，所以不但日语很熟练，而且对于日本的文化和日军都很熟悉。还有一点是，廖承志跟眼前这位短矮身材，戴着圆圆的黑边眼睛的“屠夫”——酒井隆“神交”已久。当年正是因为酒井隆在济南挑起了“济南惨案”，屠杀了数千北伐军将士和无辜的平民，而廖承志当时正在日本留学，他因为组织抗议“济南惨案”的活动而被日本政府所驱逐，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见到酒井隆后，廖承志递上了跟港督杨慕琦一起拟定的文告。文告很短，只是要求宣布香港岛为不设防城市，不保留任何防御设施和军队，不进行敌对的军事活动，但是日军不得登陆香港岛，香港岛上的治安由香港人自己组织的警察队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