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哈洛娃的女儿丽丽，那位漂亮的混血儿，去年曾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到中国来旅游。他们从布拉格直接飞到上海，游览了黄山以及苏杭后才来到北京。我那时恰在国内，见面时她告诉这样一件趣事：为了更好的游览黄山，她在上海报名参加了一个旅行团。这个团除了她和男朋友以外，全部都是上海人，包括导游。这下可坏了，不光介绍风光景物她一句话也听不懂，就连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集合也不明白。
狼狈不堪。
男朋友同卡西诺发牌小姐一样觉得十分奇怪：“你不是懂中国话吗？为什么听不懂呢？”
丽丽解释说他们是上海人，讲的是上海话。
男朋友反问：“上海人是不是中国人？上海话是不是中国话？”
丽丽顿时语塞。
我有一个捷克女朋友叫琳达，她是查理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讲一口十分流利的普通话，最爱读的中文书是《红楼梦》，连“云雨”是什么都懂。毕业后在布拉格一家旅行社当导游，专门带去中国的团，包括台湾。由于她的语言实在好，在业内有极高的声誉。有一次，她带一个团去香港。“栽了。”她用北京土话对我说。遗憾的是，行前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会有问题。兴高采烈地去了，却一句话也听不懂。在经过与上面大致一样的诘难以后，由于她未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许多团员都认为她是一个骗子。
夏虫不可与言冰。
在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长大的波希米亚人根本无法想象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还是让我们先来认识这四位小姐吧。
她们好像都是青田人，青田是浙江省一个贫困的县，地处山区，以石雕闻名。那地方出了两位名人，一位是国民党元老陈诚，一位是中共的前政治局候补委员、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我和许多青田人聊过天，他们几乎都要提到二陈来证明自己的家乡果然是一块风水宝地。其实青田农民的大名远远超过了二陈，至少在欧洲是这样——青田农民以其前仆后继的偷渡气魄和落地生根的生存能力让欧洲各国政府伤透了脑筋。
我们相识在赌台上，起初并没有什么话，点个头而已，各赌各的。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她们总蠃，而我总输。除了羡慕人家手气好之外，也没想过其他。有一天晚上她们来晚了，扑克赌台最多只能有七个人，而那天她们来时已经坐了四个人——我和三个德国人。她们看看别的台子，人都满满的，便赶紧坐下，但有一个人没位子。这是个四人中年龄稍大一些的小姐，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她站在我身后低声对我说：“先生，把位子让给我好不好？”
我笑了，说：“为什么？我还要赌呢。”
她说：“你可以跟我一块儿押呀，我赌你也赌，我 Pass 你也 Pass 。”
“我有神经病呀？我自己不会决定？”
她急了，说：“哎呀你这个人脑子怎么这么笨呢？我们有个小姐能看到牌！”
我大吃一惊，怪不得她们总赢呢？吃惊之余又有点生气：“为什么不告诉我？看着我输钱？”
她也笑了，说：“谁让你听不懂我们的话呢？不能讲普通话的，什么‘双批’、‘三头’发牌小姐都听得懂的。”
我让出了座位，把几千筹码交给她，结果蠃了个盆满钵满。
我在一旁细心观察，原来是年龄最小个子最低的一位有此神功。她们配合得好，三个姐妹一齐伏在台前，只有她懒洋洋地仰在后面。发牌小姐个子都很高，恰恰她个子很低，又仰着，发牌小姐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竟会在那样快的瞬间就看清并记住了她的牌。
她用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准确的报出发牌小姐的牌。
“她有一对 8 ”
“两个K。”
“傻牌。”
“她是四喜，赶紧撤！”
赌了一阵儿，更换发牌小姐了，四个人一轰而散，跑到赌场附设的酒吧喝酒去了。
发牌小姐看着空空的赌台发愣。
我问她们为什么不继续赌？她们说不行，就那一个发牌小姐发牌发得高，其余的都很低，看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