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各省的咨议局长如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河南的方贞、直隶的籍忠寅、山西的梁善济、江西的谢善恒，均与梁启超志同道合，而且都是“宪友会”的会员。宪友会为梁所秘密发起，于宣统三年六月初六日在北京由孙洪伊、汤化龙、林长民等出面宣告成立。
在宪友会成立前后，各省热心人士与各省咨议局，推派代表到北京请愿了好几次，要求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提前在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实现“责任内阁”。各省督抚在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联名电请。三天以后，资政院全体议员，也作了同样的奏请。
摄政王载沣处于四面楚歌之下，无可奈何，只得于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下诏，答应提前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同时又自动宣布立即成立“内阁”，却删去了“责任内阁”的“责任”二字。
这分明是曲解民意。内阁，清朝早就有了，而且有很多个同时存在：军机处是一个，大学士合起来也是一个，各部尚书合起来也是一个。甚至所谓“御前会议”，也何尝不是一个?有了这些“不负责任”的内阁，再加多一个或归并起来，均无意义。而载沣自作聪明，以为可以敷衍得了要求责任内阁的老百姓。
这时候，在孙中山直接与间接领导之下，革命运动再接再厉，已先后有陆皓东、郑士良、史坚如、马福益、吴樾、龚春台、余丑、邓子瑜、徐锡麟、王和顺、黄明堂、黄兴、熊成基、倪映典等率领同志在各地举义。而且，在宣统二年三月，黄复生与汪兆铭也深入北京，图刺载沣本人。尤其是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有黄兴等一百多人在广州攻进总督衙门，震动了全国。至于，温生才在是年三月初十单独刺杀丁将军孚琦，还不过是一个cha曲。载沣茫然于大势所趋，居然在四月间用了他的所谓内阁来“缓和空气”。这内阁以坏极了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以那桐与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各部的尚书被改称大臣。在十个部的大臣之中，满人占了六个，蒙人占了一个，汉人仅有三个(外务部梁敦彦、学部唐景崇、邮传部盛宣怀)。
盛宣怀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罪，留待后人定谳。他在宣统三年，可说是汉人之中最不受汉人欢迎的一个，他提出“铁路国有”的口号，这口号成了大清皇朝的丧钟。
所谓铁路国有，便是由清廷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老百姓的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廷出卖给外国人，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赎回来的。现在，载沣听了盛宣怀的话，要用“国有”的美名，从老百摊手中重行夺去，“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来加以控制。这怎能叫老百姓甘心？
于是，在湘、鄂、川、粤四省xian起了“保路风潮”。股东、议员、学生以及一般人士，纷纷请愿、开会、组织团体，罢课、罢市。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风起云涌。
载沣的应付办法是，用武力镇压。他任命在西康杀人甚多的赵尔丰为四川总督，又派端方领兵入川。赵尔丰拘捕丁四川保路会会长邓孝可、咨议局局长薄殿俊、股东代表颜楷等十几人，又开枪击杀请愿的群众四十人以上。
端方所领的兵．是从湖北调去的。其中有很多业已参加以孙中山为最高共同首领的几个革命团体。未被调走的部队，于蒋翊武、孙武、熊秉坤、方维、蔡济民等策划、发动之下，在八月十九的晚上举起了革命的义旗。他们攻进总督衙门，光复武汉三镇。其后，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贵州、苏州、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等各省、各地相继响应。
到了阴历十月十二，南京也被徐绍桢所率领的“苏浙沪革命联军”攻下。
载沣在八月二十三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又在九月初六日发表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节制诸军”，袁均未就。但是，袁的旧部冯国璋却很卖力，先后在九月十三日与十月初七日从革命军手中夺去汉口、汉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