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中国提出了一个中日秘密同盟，满足了日本相当部分的要求。注意，这里的关键在于“秘密同盟”。这就使日本在与中国结盟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持英日同盟。说白了，日本打算骑墙，在尽可能获取眼前利益的基础上，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然后，再选择倒向英国，还是支持中国。
可是，《四强条约》结束了英日同盟，也结束了日本骑墙的美梦。而且，英日同盟的废止，强烈的伤害了日本人的感情，认为“西方世界把一个亚洲国家一脚踢开”。这也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等思想，在日本迅速传播的基础。
两个同盟的话，日本可以骑墙。只有一个同盟，日本的选择就不多了。日本大陆派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以后，随着中国的壮大，亲中派逐步主导了日本政策。
中日交往逐渐频繁，中日关系日益密切。
日本的外交情况，大致就是如此。“币原外交”推行对英美的敦睦政策和对中国的亲华政策，不过是日本外交政策根据具体情况而作出的改变。
再说政治。
二十年代，正是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奇异时期。德谟克拉西就是“民主”的音译，就是说，日本正处于议会制民主时期。
普选，文化自由运动、妇女参政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事物破天荒地出现了。
在实际的政治进程中，日本出现了政友会和民政党这两大政党展开“政党政治”、轮流执政这一政治形态。并且修改了陆海军大臣现役制的规定，预备役、后备役军人也可以出任陆相、海相，军方用以要挟政府的一张王牌也从此消失。
因为中国实力不可轻辱，且中日关系日益密切，军部没有出头的机会，日本政党政治没有什么大波折。只是一直挣扎于经济危机，努力恢复，再次危机，再次恢复，这一连绵不断的倒霉怪圈之中。
日本政府作出了很大努力，希望改善日本经济。先后为各财团提供近三十亿日元的贷款，相当于日本二年半的财政预算；并推行了整顿税制、产业合理化和减少财政支出等措施，来振兴日本经济。然，每每有了起色，便会迎来新的打击。
日本军部的势力，则随着四次裁军而日渐消退，直到大萧条来临。
欧战以后，由于俄国崩溃、英日同盟废除、中国崛起、中日同盟稳固，以美英为首的华盛顿条约体制等世界新格局的出现，日本在1923年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重大修改。
新的国防方针将原来的头号假想敌俄国降为二号，而把美国列为未来的主要敌人。
简单说，这也是日本国策改变的结果，日本把扩张方向从陆地转向海洋，与其争夺太平洋的主要对手美国自然成为其主要敌人。
由于头号敌国不再是俄国，也由于中日盟约的限制，日本不必，也不能在陆地上保持庞大的陆军，为了改善长年陈旧的装备，日本陆军建设的重点从数量，转移到质量上。
为了取得更新装备所需的经费，为了缓解中国的压力，也为了清洗陆军长州藩阀势力。二十年代，日本陆军进行了四次裁军，先后裁减军队十余个师团，少壮派军官取代了长州藩藩阀势力。但由于关东大地震的影响，日本陆军加紧装备新式武器、改善军队现状、军备现代化的计划终未实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机械化陆军的设想。哈萨克战争之后，日本就派遣了一批军官进入国防军装甲部队学习。这一批来的日本战犯很多，永田铁山、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等等，都在其中。我没有想太多，这是增加日本信赖的极好机会，一切终究会有回报。但中日第一次军事合作，过于优待，也不好。一切按照规则办理。学习上的，国防军不藏着掖着，该保密的，直接告知“保密”。
中日军事合作与中美、中德合作不一样。后两者的合作，基本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合作。而中日合作，则是一种日本单方面受益的合作。没办法，日本此时实在贫瘠，中国需要的日本没有，而中国想要的，日本却不会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