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正月，王锡彤就回到禹州，向知州提出辞去学堂山长、不再主办三峰矿业的要求。没想到知州极力反对，认为三峰矿业刚上正轨，此时请辞，无异于釜底抽薪。王锡彤一磨再磨，最后知州答应，等他到北京办完福公司交涉回来后再做商议。
去福公司交涉的四个人，在开封面见巡抚后，又与保矿分局的士绅商议，众人七嘴八舌，各有意见，所提的要求也是五花八门。王锡彤因为听过袁世凯的见解，知道此番交涉必定艰难，因此不敢抱太大期望，对众人过奢的要求，婉言劝解。于是有人不满，认为王锡彤对洋人太迁就，让他去京城交涉，是不是选错了人？于是有人建议再补选一人，大约是想替换掉王锡彤，但选来选去，并无人比王锡彤更合适，而且其他三人也表示，如果王锡彤不去，他们也不去。于是，四人于四月初成行。
一路上要么因为火车脱轨，要么因为大雨路坏，等到了北京已经是四月初九。四个人住进嵩云草堂，开始遍访河南籍京官，请大家帮忙拿主意。一听是要与英国人交涉，大多表示无能为力，而且认为就是外务部出面恐怕也不会有好结果。信阳老乡陈善同时任都察院御史，以直言敢谏著称，说道：“自从袁保宫开缺后，外务部根本不敢见洋人的面。”这样六七天下来，四个人更无信心。
到了四月二十日，四人如约到外务部，见到了左参议周自齐。他是山东单县人，历任驻美国公使馆书记官、参赞；驻纽约旧金山领事，并任出使美、日、秘鲁等国的使臣。他在外交官中属于较强硬的一路，为国家利益经常与美国人争论，令美国人感到头疼。他看了四人提交的交涉材料，直截了当道：“这件事情外务部没有办法，你们还是请回吧。公辈欲交涉胜利，非等袁宫保复出不可。”
四人大失所望，其中三人建议不如早归为好。王锡彤则担心匆匆回去乡人会认为他们没有尽力，所以建议再等几天看看有无别的办法。
别的办法根本没有，羁旅京华，每日唯饮酒观剧打发时间。这期间听到不少新闻，有关于宗室亲贵的，说宗室也分成好几派，以载泽为首，肃亲王善耆等蚁附为一派，目标是将来当内阁总理大臣；载沣、载洵、载涛是一派，良弼等蚁附，目标是掌握兵权，维护摄政王；隆裕皇太后又是一派，耳目是小德张，外援是载泽，目标是太后能说话管用；陆军部尚书铁良正在被孤立，几天前，他的禁卫军训练大臣之职突然也被免去。
当然，关于袁世凯和北洋系的故事更多。自从袁世凯去职后，北洋系的人马屡受打击。首先是邮传部尚书陈璧，他任户部左侍郎时参与开办天津造币厂及大清银行，与袁世凯交好。出任邮传部尚书后，政绩朝野都很服气，无奈他被划归北洋系，而且他推行改革，严禁官吏挪用公款，废除官吏乘火车、运货免价特权，这就得罪了不少人。结果袁世凯一开缺，就有御史劾奏陈璧“滥用私人，靡费公款”等罪名。摄政王命大学士孙家鼐、那桐查办，复奏“该尚书才优于德，办事操切，不恤人言”，正月十八革职罢官。
随后民政部侍郎赵秉钧去职，时间是二月初二。朝廷三载考绩结束，朝廷在上谕中说，“劳勋最著者，允宜特加甄叙；其平庸衰病者，亦难曲予优容”。特别优叙的，有全班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孙家鼐，地方督抚则有新授东三省总督锡良、直隶总督杨士骧、两江总督端方、山东巡抚袁树勋，而受到处分的只有一人，“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声名平常，著原品休致”。他只好回天津做起了寓公。学部侍郎严修因为上疏为袁世凯鸣不平，很不受待见，已经自动请辞；出使美国的奉天巡抚唐绍仪已结束美国的出使任务，奉旨到欧洲访问，据说回国后就会被解职；徐世昌已经内调为邮传部尚书；江北提督王士珍以病请辞。
王锡彤等人在京赋闲十余天，再不走连路费也没了。于是整装乘京汉铁路南下，三天后回到汲县家中。一回家老母亲就道：“你何大哥来了好几次，说找你有要事，你快过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