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九月初九，即公元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将由彰德乘火车南下，前往武昌办理剿抚事宜。他定于上午十点起程，因为王锡彤没有赶到，因此又推迟到下午一时。在等待的时间里，他一连收到五份上谕。前四份都是朝廷应资政院奏请，回应舆论，以求挽回民心。
一是以皇帝的名义其实是载沣下罪己诏，诏书中说“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祗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表示一定维新更始，实行宪政。
二是颁布明诏公布宪法，“著溥伦等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朕钦定颁布用示朝廷开诚布公与民更始之至意”。
三是取消内阁暂行章程，实行内阁完全制度，不以亲贵充当国务大臣。
四是开放党禁，“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者，悉皆赦其既往。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等”。
还有一道旨意，是回应袁世凯的要求，先拨给一百万两军费，“监国摄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现在湖北用兵，军饷浩繁，著拨出宫中内帑银一百万两，由内务府交度支部专作军中兵饷之用”。
见了这些旨意，袁世凯对随同南下的段芝贵道：“香岩，朝廷如果能够早一年哪怕半年如此开通，何至有今天的局面。”
袁世凯已经成立了司令部，段芝贵负责司令部的一切事务，但他的心思并不放在天下大势上，要与他青梅煮酒论天下，则无异于对牛弹琴。果然，他对袁世凯的感慨答非所问：“如果没有这乱局，宫保还没有复出的机会。”
袁世凯按下与他谈大局的想法，转变话题道：“我准备在孝感设司令部，你选一个合适的地方。”
到了十二点多，王锡彤所乘坐的火车到了洹上村。他匆匆下车又登上袁世凯的专车，进门就道：“袁公，听说为等我让你推迟了三个多钟头，实在是不敢当。”
袁世凯笑道：“与其说是等你，不如说是与自己争辩。筱汀，我这次督师，情形很复杂，想听听你的想法。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既不是革命党，也不是立宪派，更不是中枢官僚，你的想法不偏不倚，我要好好讨教。”
“我只有一句话，万事留有余地。”
“愿闻其详。”
王锡彤问：“袁公以为，你的敌人在哪里？”
“南有革命党叛乱，北有朝廷亲贵虎视。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方政治，头绪焚如。”
王锡彤又问：“如今朝野上下都希望袁公快刀斩乱麻，把叛乱剿平，像当年的曾文正、胡文忠公收拾洪杨之乱一样。袁公以为，大清还有救吗？”
袁世凯老实回道：“很难，天之所废，谁能兴之。不过，我为孝钦托孤，不能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袁公的忠心可感，我还是当初那句话，袁公胜了，叛乱平定后，等待袁公的是什么？军事取胜之日，可能就是袁公取败之时。所以，袁公对革命党，应当留有余地。”
“武昌的黎宋卿也给我来信，让我与他共扶大义。”
“现在哪一方都想争取袁公的支持。朝廷希望借助袁公平定叛乱；革命党希望拉拢袁公能得以残喘；立宪派还希望袁公能够成就真正立宪。”
袁世凯闻言认真问道：“那依筱汀之见，我该何去何从？”
“哪里也不去，哪里也不从。袁公倒向哪一方，必然失去另一方甚至两方。袁公独立自主，各方都要仰看袁公脸色，袁公居中运筹，且待最好结局。”
“大清的前途，一是立宪，一是共和。我主立宪，朝廷如今也想立宪。但如今已经有十余省响应共和独立，立宪何其难。”
“十余省独立，看似共和占优势，但须知其中立宪派的力量也相当大。局面到底如何发展，我实在看不明。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一切留有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