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点多睡的，一睡着就做梦，梦到我当年在朝鲜与日本人吵，吵得我头疼。”袁世凯又叮嘱曹汝霖，“润田，你是留学过日本的，又当了几年律师，与日本人谈判，你是行家。慕韩虽然也当过外交使节，但论外交，我担心他太过粗率，你要多提醒他。你告诉慕韩，日本人十分诡诈，要逐条逐条与他们磨，不可笼统谈，以免留下口实。”
“好，大总统放心，我一定把大总统的指示转达给孙总长。”
曹汝霖走后，袁世凯让人把政事堂参议、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叫来道：“叔度，昨天日本公使带着翻译来见我，向我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一再叮嘱万勿泄露。日本人所要求太过无礼，令人愤恨。你去问一下我们的日本顾问有贺，探探日本内阁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访问后立刻向我报告。”
有贺长雄是日本著名的国际法学家，任过早稻田大学、帝国大学教授，著有《国法学》《近时外交史》《最近三十年外交史》《政体论》《社会进化论》等法学著述，是世界上知名的国际法学家，留学日本学习法政的中国留学生都称他是“东邦法学之泰斗”。中国宪政与有贺长雄渊源十分密切，清末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回国后向朝廷提交的《欧美政治要义》报告书就是有贺长雄捉刀完成，此后中国仿行宪政，机构设置及宪法起草，都深受有贺的影响。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在英国记者莫里循的推荐下高薪聘请为顾问。共和国的总统却聘请一位君主制国家教授当顾问，其用心难免引人非议，所以袁世凯同时又聘请了美国著名学者古德诺。
曾彝进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有贺长雄正是他的老师，便问道：“大总统，去见有贺问题不大，我见他后怎么问？问他什么？还请大总统指示。”
“你先去摸摸情况，就告诉他日本公使直接见我提了二十一条的事情，看他都说些什么。”
曾彝进当天下午去拜访有贺长雄，转达袁世凯的意思。有贺长雄回道：“甲国对乙国有所要求，是极常见的情况，但直接面见驻在国元首，只有大使才有此权利，日本公使此举，实在有些失礼。”
曾彝进又问：“大总统对此事颇为重视，但对日本的宪政运行又不甚了解，到底是日本内阁的意思还是天皇的意思，大总统希望听听顾问的意见。”
“我国的宪政运行，与美国和法国都不同。外交、战争这样的大事，大权并不在内阁手中。最后还要召开御前会议，由天皇来决断。而对天皇决断起作用的，是元老们。比如松方侯爵和山县伯爵，他们的意见最为重要。他们不愿外交决裂，即使内阁也没办法改变。换句话说，大隈首相要在外交上有重大行动，需要得到元老们的首肯。”然后有贺又向曾彝进讲日本宪政与美国、法国宪政的不同。
曾彝进十分失望，觉得这些高谈阔论与二十一条实在扯不上关系，没法向袁世凯交差，打算再找什么人想想办法，打探点有用的东西。没想到回到住处，门房就告诉他，袁大总统派人来留话，让他一回来就去总统府。
曾彝进连忙赶往总统府回道：“大总统，与有贺谈了一下午，都是高谈阔论，有用的话一句也没打听来。”
“说说看，不论有用没用，你们谈的都告诉我。”
等曾彝进把会见情况说了一遍，袁世凯说道：“怎么说不得要领？听他的宪法论，我已经很得要领，很得要领呢。以后和他谈话，不论是什么话，都随时告诉我。”
曾彝进没想到袁世凯竟然很满意，十分高兴道：“啊，我真没想到，他那些高谈阔论还能有用，还需要我办什么，请大总统吩咐。”
“你还要再去一趟，你告诉有贺，我希望他能回日本一趟，打探一下日本元老的意见，这个二十一条到底是大隈首相的意思，还是元老们的意见。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是逼着中国与日本决裂。有贺曾经任过枢密院的秘书，与日本元老们很有交情，他应该能打探出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