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实权逐渐被载漪等辈掌握，而他孜孜以求的是利用义和团达到排挤洋人、儿子尽快继承大统的目的。附和义和团为良民、神功可灭洋的人日渐聚集到他们身边。
京中舆论已完全被守旧大臣把持。清流领袖、在士林中最具影响的大学士徐桐以仇洋著名，一听议论洋人就掩起耳朵。他的家就在从前被称为东江米巷如今使馆聚居的东交民巷，出门难免与洋人相遇。为了表示气节，他把大门堵上，走后门绕个大圈子上朝。他对弟子们说道：“轮船、火车、邮电、机械，皆出洋人，亦妖术耳，正可利用义和团来拆铁路、炸桥梁、毁电线，譬如治疮，以毒攻毒。”
于是有言官为讨好载漪、徐桐等辈便上折道：“义和乡团，练习拳棍，保护身家，以仇教为名，并无作奸犯科之为。近来直隶、山东拳民殆遍，其势几不可遏。莫如用因字诀，因其私团而官练之，派道府大员，为团练局总办，择公正绅士为团总，申明专备大敌，不得私斗，遇有教堂，共相保卫，一切供支不费民间分文，庶可化无用为有用，并可化有事为无事。”在载漪、刚毅等辈操纵下，朝廷下旨“所奏是否可行，著裕禄、袁世凯各就地方情形，通筹妥议，据实复奏”。
袁世凯一眼看出朝廷中有人要把义和团合法化。如果此议得行，则义和团势必风起云涌，而他在山东严禁义和团的行政岂不是大错特错？交章弹劾，还没坐热的山东巡抚交椅势必易主！他与幕僚商议，最后由阮忠枢起草复奏，把官办私团的提议完全否定。
复奏先详述义和团的历史，说明朝廷一直采取严禁的措施，继而历数近年来义和团非法行为，以及他到山东采取严禁后的效果，态度十分明确：
总而言之，该拳会聚众游行，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杀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本无伎俩，屡战辄败，安足以备大敌？悍不畏法，寻衅滋事，安望其保教堂？如由臣等派道府大员及绅士等，因其众而练为团，姑无论已散者复聚之，已遏者复起之，为政体之所必无，而所派之总办、团总，必须求深明大义之人，在员绅之深明大义者，必不肯为。即勉为之，而该拳会演诵符咒，左道感人，情志既届隔膜，钤束亦无从措手。且聚数千百人而成为团，团练所需，其势不能无费。不取诸民，费将安出？更究其流弊所及，以匪徒冒乡团之名，以邪教借公家之势，明目张胆，一聚不可复散，乘便营私，一发不可复制。其不扰乱大局，荼毒生灵者，几希矣！言者徒因其托名仇教，遂忻忻然加以恕词。不知自古巨奸大憝，无不有所借口，以求其一逞者。如信其假托之名，而不察其居心行事之实，未有不受其祸者也。夫自古断无左道邪教而可资以御侮者。亦断无行劫拒捕而可目为良民者。勿论是会是团，以邪术参杂其间，必酿巨患。勿论为公为私，以莠民于预其事，必长乱萌。是宜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
但朝廷已经听不进袁世凯的建议。慈禧派军机大臣刚毅和赵舒翘分别出京到良乡、涿州考察义和团的真实情形。刚毅顽固守旧自不必说，赵舒翘人虽明白，却是刚毅引入军机，因此不得不看他的脸色。他在涿州看了义和团表演神功，心知此法术不可恃，但又不想与刚毅唱反调。他耍了个小聪明，回京向慈禧复旨时，一遍遍向太后表演义和团的神功，希望慈禧能明白，他则可以超然事外，不致得罪刚毅。可慈禧想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但又怕尾大不掉，所以只问了一句话：“你看义和团闹起来，会不会搞得不可收拾？”
赵舒翘只好回答：“不要紧，臣看不要紧。”
刚毅回京后，他的结论和建议是：“其术可恃，抚而用之，统以得帅，编入行伍，扶清灭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