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洋人办事认真，为拆迁户考虑得也很仔细。补助款项敢于公开，便没有营私之弊，这些都是可取之处。七十五两的补助是一笔不小的钱，怪不得百姓都愿意搬迁。这么多银子支出来是一笔巨款，洋人又是哪来的银子？”
金捕头回道：“洋人的办法，当然是征税。洋人在天津城里，实际修了六条马路。马路沿线，都成为经商开店的好地方，紫竹林一带，洋人修建了大码头，洋行已经开了几十家，上海、营口、烟台的大清商人也都看好这片地方，已经有三十余家新店开张，这都是新增的税源。洋人税种也多，比如车、船、鸦片烟馆、妓院等都收牌照捐，食品入市要收税，值百取一；买卖营业要收营业税，当铺每月十两或二十两，票号、钱庄每月三两或四两，商店视规模每月一两到二十两不等，茶馆每月十两，戏院每月二十五两。”
“昨天晚上我看洋人移交的账目，不到两年，都统衙门各项收入竟然达到二百九十余万两。我不明白大难之后的天津何来如此高的收入？原来诀窍在这里。”
唐绍仪此时插话道：“洋人的说法叫经营城市。我在美国留学时，就常听美国人这样说。就是官府出钱或者委托商人出资，把一个地方的环境改造好了，然后再吸引商人前来经商办实业，新增加的税收，再拿一部分去改造城市环境。这样往复循环，城市会越变越好，而官府的税源也越来越广。”
袁世凯仰着头想了一会儿道：“少川，你的意思用一句话来说，洋人是把城市当作赚钱的工具来治理。”
“宫保说得太精彩了。”
“这里面大有学问，大有文章可做。咱们真得好好当洋人的学生。”
袁世凯明言要当洋人的学生，接下来的几天，又到洋人租界、老龙头火车站、天津城北老商业区巡察。晚上则翻阅洋人都统衙门留下来的会议记录及各类合同。这样忙了六七天，袁世凯召集布按两司、津海关道、天津府县及幕僚开会，宣布他的“三把火”：“新官上任三把火，天津百姓和各级官员都在等着看我袁某人会放哪三把火，我告诉各位，我的三把火可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洋规袁随’。我在山东的时候，就有拳匪画了一幅画，骂我是跟在洋人屁股后头的洋奴。我不怕他们骂，学洋之长，这样的洋奴我乐此不疲。诸位进天津比我还早，天津的面貌大家都看到了，可以用‘日新月异’一词来形容，我看了天津的变化，实话对诸位说，深感震惊！唐少川对我说，大难之后，天津情形在直隶可称首屈一指，又说天津在都统衙门治下，两年的变化可顶从前三十年。此言不谬。你们布按两司对直隶的民情治安比我清楚，大难之后，各州县地方官逃的逃，亡的亡，一任匪盗横行，再加洋军队和教民报复，真正是民不聊生。唯有天津，很快稳定了秩序，而且无论城厢面貌还是商业民生，都随之改善。我们不能因为洋人曾经占据过天津，就罔顾实事。都统衙门好些做法，是把洋人国内的办法引到了天津，好些办法就是比我们高明，我们不出国门能学到洋人的经验，这是多好的事情！有人主张一复旧制，据他们说，这样才显得有骨气，才算是主权归我。这真正是一派胡言！”
参与会议的众人，都纷纷鼓掌。
“我知道你们虽然都鼓掌，有人是心甘情愿，有人是敷衍我罢了。不管你们怎么想，洋人好的东西要学，要留下来，这一条我是坚定不移，在这里给诸位说清楚。至于当前最紧要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给巡警特权，以期维护天津治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