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联军入北京与李氏的终身事业也有大关系。咸丰十年（1860）以前，北京较各省更加顽固。我们单就恭亲王奕?一人讲。咸丰八年（1858），桂良同花沙纳在天津与英、法、美、俄四国交涉的时候，恭亲王大反对长江开通商口岸，以为外国人进长江去做买卖就会霸占长江流域的土地。同时他提议捕杀英国翻译官李泰国以了事。（参看《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六。）到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恭亲王出面而主持交涉。咸丰八年（1858）至咸丰十年的经验也给了他和文祥二个教训：一、中国军器远不及西洋军器；二、洋人愿意卖和教他们的利器与华人。从此以后，北京也有要人从梦中醒过来者。京外大吏如曾、左、李有所建议，京内的恭亲王和文祥从旁赞助，同时恭亲王和文祥倘有新政而遭阻挠，则京外的要人如曾、左、李可以拥护。此数人的合作产生了同治、光绪年代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前段，而在此段史中的主动人物要算李鸿章。当然，论地位，李尚在恭亲王和曾文正之下；论时望，他也在曾之下；论政治的大布置，他或者也在曾之下。但论图进之急，建设之多，创造局面之大及主政之久，他在同治、光绪两朝实无人可与其比。但是倘若没有英法联军，他就难得京内的要人替他说话。在上海讨太平天国的经验预备了李鸿章来提倡自强，而英法联军为李鸿章预备了相当的时机。所以我说李鸿章是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产物。
在同治时代，“自强”是政界的新名词、新潮流，正像以后的“维新”和“革命”。“自强”的意义不外以洋器来治洋人。李鸿章的自强事业，具体说来，有以下诸种。关于军事者：练洋枪队洋炮队，设立兵工厂，办新式海军；关于交通而附带有军事及经济目的者：设立造船厂，创轮船招商局，筑电线，修铁路；关于经济者：开矿和办纱厂；关于教育者：办军事学校和方言馆，派学生出洋。以上的事业，有些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主办的，有些是李氏一人办的。最初的动机是军事的，始终军事方面是偏重的，但后来教育、交通、工业均牵连起来了。事业不能不算多，范围不能不算广。到了甲午年（1894）间，中国的天下几乎是李鸿章一人支撑的。与他同时的俾斯麦和伊藤都没有负他那样重担的，做他那样多的事业。
却是甲午年李鸿章的失败，就暴露于全地球了。因此中国的腐弱也大暴露于全世界了。此后外交和内政都换了新面目：中国历史已入了新时期。失败的理由颇复杂。我要简略说说这些理由。我的主要目的不在判断是非贤愚，而在了解李鸿章及其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