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光十九年（1839）到咸丰十年（1860），我们初则有中英鸦片战争，后又有英法联军之役。在那二十年之内，士大夫是一贯主张抗战的。他们为什么要抗战呢？为拒绝签订不平等条约吗？不是的。他们不反对治外法权，因为他们觉得让夷官按照夷法去管理夷人是最省事的办法。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以为海关收入无补于大国的财政，不值得我们去与夷商计较区区税则。咸丰末年，他们有人提议我们完全不收海关税。他们也不反对租界，因为他们想，为夷人特辟居住区，可以免得华洋杂处。在道光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五口通商和香港割让。在咸丰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长江通商和北京驻外国公使。我们今日如再读他们的议论，我们一方面仍能为他们的激昂所动，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痛哭他们见解的糊涂。可惜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糊涂的见解用激昂的文辞发表出来，有误国的能力。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我们始有少数政治家对十九世纪的新局势有相当的认识。其中见解最透彻、魄力最大、主政最久的是李鸿章。他的救国方案可分治本、治标两部分。治本的方案是努力西化。他觉得我们抵抗西方的侵略要靠我们的西化，同时，维持我们在东方的传统领袖地位也要靠我们的西化。同治初年，日本维新尚在酝酿之中的时候，李鸿章就大声疾呼地警告国人不可轻视日本。他认定中日两国将来国力的比较必决定于两国西化速度的比较。这种论断是最具有政治家眼光的。至于治标的方法，他主张在西化工作成熟以前，努力维持和平，结纳友邦。
李鸿章无疑是同治、光绪年间在朝的最大的政治家。但是他也是当时的士大夫中最好弹劾的。到了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士大夫仍不承认中国有西化的必要。李鸿章的建设事业，如海军、电信、煤矿、铁路、纺纱厂、招商局、机器厂、兵工厂等，在士大夫的眼光里，皆非根本之图。他们以为我国固有的驭夷方法依旧适用。他们且以为道光、咸丰年代的失败在人而不在法。所以李鸿章终身绝少同志和帮手，他的事业的推进全靠专制君主威力的支持。
士大夫一面反对李鸿章的治本方案，同时却又主张采用强硬的、积极的外交政策。恰好这时候有几位青年文人目空一世，而文章与学问又实在不差。他们——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邓承修等——在同末光初，每因细故就主战。为台湾“生番”问题，他们要向日本兴问罪之师。为琉球问题，他们要李鸿章率师东征。为伊犁问题，他们又要与俄国开战。这些浮议的难关，李鸿章都一一设法渡过了。其中最难的莫过于伊犁问题，因为关于这个问题，不但士大夫主战，当时与淮军敌对的湘军领袖如左宗棠、彭玉麟也主战。是时彭玉麟督率长江水师防御俄国的海军。他准备满载桐油、木柴出海，乘便风火攻俄国舰队。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主帅又非孔明，恐火攻之计不售也。彭玉麟大怒，即上章弹劾，左宗棠又在京内替他说话，于是刘坤一只好不做江督了。李鸿章观察形势，知道如运用外交，至少伊犁可部分地收回；如对俄宣战，不但伊犁不能收复，即新疆及东三省均可虑。而且我们的实力消磨于对俄作战以后，日本在远东岂不坐大吗？所以他决定制止国内主战潮流。他请英国军官戈登做总顾问。戈登的建议是具有深意的。他说抗战未尝不可，唯在抗战之先，中国政府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准备做三件事：第一，即时迁都西安；第二，准备抗战十年；第三，抗战以后，清政府放弃政权。这种话，李鸿章要说而不敢说，但出自常胜军领袖戈登之口，国人不但能原谅他，而且信任他。后来曾纪泽果然运用外交，把俄国所占领的土地大部分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