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在近代史的前几幕就亡国了，我们可以置之不论。余有四国可资比较，即中国、日本、俄国、土耳其。这四国的经验有紧要的共同点。四国近代化都是自上而下的。俄国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大权独揽的大彼得。日本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少数贵族的政治家。中国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同治年间的权贵，在内如恭亲王奕?和大学士文祥，在外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土耳其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少数留学西欧的知识分子。在四国，群众都是反对近代化的。这不是说这四国的群众比别国的群众特别顽固。无论在哪一国，群众都是守旧的。创造是少数人的事业。在辛亥年（1911），如果全国对国体问题有个总投票的机会，民众十之八九是要皇帝的。现在的民众如有全权决定要不要修汽车路，大多数会投票决定不要汽车路。数年之前，如苏联的民众能自由选择集耕或分耕，百分之九十是要维持分耕的。凯末尔假使遵从民意，土耳其妇女的解放就不会实现了。我们在西欧文化区域内受过教育的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了那个区域内的民意哲学，忘记了我们所处的境遇完全不同。英、法、德、美各国进步上的再进步是可迟可早的，至少不致成为国家存亡的问题。西欧文化区域以外的国家则不能不积极地推动各种反民意的改革。
在中、俄、日、土四国之中，近代化既是自上而下的，并且常违反民意，改革的推动不能不依赖政权的集中。从这四国近代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共同结论：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绩愈好。所谓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彻底，愈快速。如果没有大彼得的横暴——不仅专制——旧莫斯科的守旧势力是不能被打倒的，俄国或许会保存鞑靼的、东欧的旧文化，一直到拿破仑战争的狂风暴雨来袭，十八世纪的宝贵光阴将整个地空费。在民族的竞争之中，百年的落伍是不易补救的。大彼得虽于死前未得着俄国人的感激，但他是俄罗斯民族的大恩人，这是不容疑问的。战后列宁和斯大林的伟业实在就是大彼得的事业的继进。
日本明治的维新与我国所谓同治中兴有一个极大的差别。日本的维新是以政治革命为基础的。尊王派的政治目的达到了以后，政权才集中，维新家始得以天皇的尊严来号召全国。因为天皇的尊严到了绝顶，所以日本的维新家无须倡一党专政，无须用密探和恐怖。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国名为统一，实不统一。曾、李、左诸人的事业不是国家通盘筹划的事业。李鸿章在北洋负创设新陆军和新海军的责任，但他的财源可靠的仅北洋一隅。其他各省的协饷要看李的势力和李与其他各省督抚的私人关系。京内的御史老爷们，甚至各衙门的胥吏及内廷的太监都能和他捣乱。到了甲午，尚有北洋舰队敢与日本一战，李鸿章已算大成功了。只有绝顶天才始能创造新事业，始能为民族行百年大计。这些天才，因为没有集中的政权做后盾，不知道历史上有多少被庸人和群众反对而消没了。
土耳其在革命以前的维新很像中国在清朝末年的维新，三心二意地维新，成绩很少，费用很多，整个国家几乎为这样的维新所灭亡。等到凯末尔用严密的组织统一了政权，又利用这政权来打倒一切步骤不齐的行动，然后土耳其才真正地复兴了。
民国以来，我们一面想要接受近代的科学和机械，一面又因内战把国家割裂了，政权分散了，所以国运反而在革命以后遭更严重的打击。自国府定都南京以后，我们才慢慢地从艰难困苦之中建设了近代化的最低限度的基础，那就是说，政权慢慢地统一了。我们不必讳言，这种统一还有不健全的地方，还有待我们努力和牺牲来完成的地方。但是近代化的问题关系民族的前途太大了。无论牺牲多大，我们不可顾惜。不近代化，我们这民族是不能继续生存的。不统一，我们的近代化就不能进行。统一而政权不集中或集中而运用不大胆、不猛烈，则近代化虽进行而不能快，那么，我们落伍的途距就不能追上了。
所谓自然科学和机械工业不是少数学者和学校的事业，也不是几个都市的事业。我们有时因为近年理工两科的学生和设备加多，就心满意足，以为中国就近代化了。其实中国近代化的程度是很可怜的。说农业：中国的农民与近代的科学可说是不发生关系的。说行政：仅少数上层机关有几分近代化的皮毛，余则因循度日。说工业：就是大都市里面的大工厂尚且有用中古的管理方法来使用近代的机器的。倘此后政府不加以督促和鞭打，我们的生产事业就会被国际竞争所淘汰。
我们近年在各方面确有相当的进步，但是我们的进步离应付国难的程度还远呢。我们的外交内政，大干，冒险地干，革命地干，或者干得通；小干，三心二意地干，就会干不通了。所以，我愿全体同胞从大处着眼，为民族谋百年的大计，拿出我民族的伟大精神来。
（录自《独立评论》第二二五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