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氏在起程之先，曾致书库伦办事大臣，声明他要派专差送紧要公文致理藩院。德勒克多尔济以与向例不符，不允所请。其实穆氏知道北京必不许其假道，与其费时交涉，不若先造成事实。但假道的请求，在形式上他也算做到了。咸丰四年（1854）四月二十五日，他从石勒喀河起程，带汽船一只、木船五十只、木筏数十、兵一千。五月十三日抵瑷珲。他在此地所见的中国军备有船三十五只，兵约一千，大半背上负着弓箭，少数带着鸟枪，少数手持木矛，全队还有旧炮数尊。“二百年来，中国绝无进步”，这是当时俄人的感想。我们地方官吏如何应付呢？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报说：
……查东省兵丁、军器一概不足，未便遽起争端，止向好言道达。小船扯篷，胡逊布欲待始终阻拦，恐伤和睦，会派妥员尾随侦探……
盛京将军英隆及黑龙江将军奕格会衔的奏折完全相同。概括言之，疆吏应付外侮的方法不外“好言道达，尾随侦探”八字。中央的政策亦复相同，谕旨说：
……该将军唯当密为防范，岂可先事张皇……即着严为布置，不可稍动声色，致启该国之疑……如果该国船只经过地方，实无扰害要求情事，亦不值与之为难也。
在东边海防紧急的时候，穆氏正怕中国与之为难。所以他教北京俄国教堂的主教帕拉季亚（Palladius）上书与理藩院，代为解释。从这书中可以看见穆氏要给中国什么麻醉品：
……本大臣之往东海口岸也……一切兵事应用之项俱系自备，并无丝毫扰害中国……本大臣此次用兵，不唯靖本国之界，亦实于中国有裨……如将来中国有甚为难之事，虽令本俄罗斯国帮助，亦无不可。
原来俄国此举是友谊的，而且是慈善的！德勒克多尔济在库伦也得着一点麻醉品，他转告北京说：
该夷……复又言及英夷唯利是图，所有英国情形尽已访问。初意原不止构怨于俄国，并欲与中国人寻衅。且在广东等处帮助逆匪，协济火药，甚至欲间我两国之好。
英国是中国的大敌，俄国是中国的至友：从咸丰到现在，这是俄人对中国始终一贯的宣传。“昏**”的清廷并不之信，唯对于事实的侵略无可如何而已。理藩院给俄国的公文妙不可言：
此次贵国带领重兵乘船欲赴东海，防堵英夷，系贵国有应办之事，自应由外海行走，似不可由我国黑龙江、吉林往来。
俄国的侵略当然不能以“似不可”三字抵阻之，咸丰五年（1855）俄国假道的人马三倍于咸丰四年（1854）的。此外尚有垦民五百，带有农具牲口，永久占据的企图已微露了，我国疆吏仍旧“尾随侦探”及“密为防范”。当时外交的软弱和不抵抗主义的彻底虽可痛惜，吾人亦不可苛责。咸丰帝原来是主张强硬外交的，在即位之初，他就责贬穆彰阿及耆英，把他们当作秦桧，而重用林则徐，好像他是岳武穆。咸丰帝对外之图抵抗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东三省的军队多数已调进关内。咸丰五年冬，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折把当时的形势说得清楚极了：
查三姓、珲春、宁古塔皆有水路与俄夷可通，距东海则各以数千里计。其间唯松花江两岸有赫哲、飞牙喀人等久居，余到旷邈无涯，并有人迹不到者，控制诚难……寻思该夷自康熙年间平定以来，历守藩服。今忽有此举动，阳请分界，阴图侵疆；以防堵英夷为名，俾可恣意往来。其不即肆逞者，及因立根未定耳。今当多故之秋，又乏御侮之力，此中操纵，允宜权量。各处旱道，原多重山叠嶂，彼诚无所施其技，水路则节节可通。又就人力论之：黑龙江存兵固多，病在无粮，吉林既无粮而兵又少。再就官弁情志论之：此时皆知自守，谁敢启衅？……查吉林额兵一万零一百零五名，四次征调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三姓、珲春、宁古塔刻下为至要之区，三处仅只共存兵八百余名。虽令各该处挑选闲散，团练乡勇，究之为数无几。到城驻守，行资坐费，无款可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