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记者可别拿我开涮。我这哪儿是啥老师啊，我的学历也就是勉勉强强一函授的大专。不像你这大记者，都是啥复旦本科、人大硕士的。”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废话，我给你办的户口，我啥不知道！”
“那你还知道我啥？”
“邱大姐，就是你们单位鲍志强他妈，邱大姐还说，你跟你老婆是在美国闪婚的，从见面到领证一星期不到。还说，你老婆家挺有钱的。”
“你对辖区里面每个居民都这么了解？”
“嗐，这不是老鲍他妈怕我不把你的事儿放在心上，介绍得特别仔细嘛。还带了几张有你文章的报纸到我们派出所，生怕我不知道你是个大记者一样。诶，对了，陈记者你这名字挺特别的，要不是邱大姐事先特别关照，我还真不念不出来。”
“也没啥特别的。我小时候的名字是陈愚，愚公移山的愚，我老爸起的。得有多蠢才能给儿子起这个名字啊。到了中学，我被同学给取笑得太惨了，男孩儿面子薄，我妈也觉得这样下去我可能要疯了，就想办法帮我改了这个名字，同音不同字儿。你不知道，改个名字有多难。”
“我就派出所的，你跟我说这个？！”
她不屑一顾的表情，让我哈哈大笑。
虽然平时工作中和其他场合也接触到警察，但我一直对警察没啥了解，那天晚上听苏姐说了不少他们派出所和她工作的事儿。
比如，她已经是全北京为数不多的女片儿警了，她年龄再上去几岁就会回去坐办公室。
片儿警工作很辛苦，责任也大，辖区内丢了自行车，她的奖金都要受到影响。
聊天之间，她也告诉我她现在是一个人过，和前夫有个男孩。
离婚的原因是老公当了领导，有了新欢。
她前老公在中国移动工作，孩子跟她，但是基本上都是她爸妈在带，每个月孩子轮流到她家和她前夫家过周末。
其实她的前夫也没有再找。
我问她有没有复婚的可能，她说不可能，说是他前夫不会再真喜欢她这个警察的。
那天因为聊得开心，不知不觉吃了不少，为了消食饭后我们便决定再一起散步一会儿。
昏黄的路灯下，已经有不少落叶了，我们俩肩并肩地走着，不近不远。
不知不觉我们俩好像都沉默了，几分钟之前还热络的空气似乎在悄悄地凉下来。
苏姐突然一转脸抬眼看着我，抬手轻轻搭上我的胳膊，说：“我请你喝咖啡吧。”她看着街角的上岛咖啡，对我笑了。
我们在上岛咖啡的二楼卡座里坐下，看着她把头发撩到耳后，我说：“你不穿警服，就一点儿也不像警察。你这身衣服也太女人了。”
她笑了，说：“警察也是人，我也是女人，同样喜欢时尚些漂亮些。”说着还挑衅般地挺了挺她本就不小的胸。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也很轻松，她说很久没有那样轻松聊过天了。
分手前，我说：“苏老师，你以后也别叫我陈记者了，就叫我陈老师吧。这样我们都是老师啦，可以平起平坐，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哈哈哈。”
“一言为定。”
就那样，后来没几天我们又见了一次面。
我以路过他们派出所为借口，送了两张音乐会的票到她单位，让她带孩子一起去看。
但是，我不小心把音乐会的日期记岔了，说晚了一天，她也没有细看，就按我说的日期去了，结果空跑一场。
转天她打电话告诉我，说我是个害人精，让他们晚去了一天，就没看上。
我忙不迭地道歉，要再请她吃饭谢罪。
就这样，我们在短短的两周内又见了第四面。
那天她调休，我们约了在国贸附近吃午饭。
那天早上我开着单位的捷达替报社主编去新闻办送几箱茶叶，办完事儿看时间有些紧张了就直接开车去了国贸。
苏姐兴致颇好，要了瓶红酒，我说我开车不能喝，苏姐很爽快地说她多喝了一些，让我尝一小杯就好。
午饭之后，时间还早，她问我是不是需要早回家。
我说我就是个自了汉，总是很自由。
于是苏姐就提议开车兜风。
我们上了车就开上了三环，又上了机场高速，又再折到了北四环往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