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老师。
我基本上当面都称她苏老师，偶尔会在人前称她苏姐。
其实，苏老师的职业是警察，就是北京人说的“片儿警”，我的户口就在她的辖区内。
也是因为我迁徙户口才认识她的。
那年国庆节我没啥事儿，也不想回父母家，就跟着报社跑体育线的老鲍一起去了大连，在记者席上蹭了一场男足国家队的比赛，现场见证了国足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晋级世界杯。
第二天在回京的火车上接到单位人事科秦姐的电话，说好不容易找到我迁入报社集体户口的底卡了，我可以开始办理户口迁出手续了。
过了两天我回到单位，见我的办公桌上一个大信封，里面是秦姐准备好的我的户口材料，还有一张空着抬头的介绍信，就兴冲冲地拿着大信封，打了辆的士直奔东城而去。
到了派出所门口，我掏出手机，找出老鲍给我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问道：“请问苏警官在吗？”
电话那头一个很亲切的女声回答：“我就是，您哪位？”
“啊，苏警官您好。我是陈彧啊。我们报社的老鲍给我您的电话，他说他妈妈已经把我的情况跟您介绍过了，让我直接来找您。”
“哦，我记得这事儿。您材料齐全了直接来我们派出所找我就可以，我今天和明天都在所里。”
“我现在就在你们派出所外面。”
“哦，您倒是挺心急啊。哈哈。那要不我出来接你。嗐，还是你直接进来吧，我在户籍窗口等你。”听她快人快语的样子，我心里说看来这次肯定不会瞎跑一趟了。
那年头从集体户口转出来挺麻烦的。
我的户口当时还在海淀老单位的集体户口上，要转到朝阳的我老婆家的户口上，而我老婆和她爸妈当时人都在美国，有些材料和签字也不能马上提供。
所以，我来之前在报社里问了好几个同事，才找到老鲍说是他老妈是居委会主任，认识我老婆他们家那片的派出所的人。
老鲍还挺负责，不仅给了我苏警官的电话号码，还事先让他老妈打过招呼。
进了派出所大门，左手一栋四层楼的底楼就是办事厅。
只见办事厅门口一位女警官笑盈盈地看着我。
她没戴警帽，齐耳短发，一身警服在她身上很熨帖的样子，一点儿也不显宽大松垮。
她有一张很精致的鹅蛋脸，细皮嫩肉的样子完全不像北方人。
她很随意地跟握了一下手，笑着说：“听你声音我还以为是个小年轻呢，没想到是个老爷们儿。哈哈哈。”
“怎么？苏警官很失望？”我心里突地动了一下，看着她略略有一些泛红的脸庞，觉得这张笑脸很是诱人。她的手很软和，手心有一点点潮气。
“我为啥失望啊？”她的笑脸突然没了，侧过脸来俏生生地白了我一眼，说：“东西给我吧，你找个座儿等我一下。”指着我背后的一排椅子。
然后，她就拿着我的材料，转进隔间里去了。
有苏警官在派出所直接操作，很快我的事儿就办成了。
她又是一脸浅笑地把户口本和大信封递还给我，让我检查一下户口本的登记是不是有误。
我本来想请苏警官一起吃个午饭谢谢她的，但是她接了个报警急着出去，就冲我抱歉地笑着说：“陈记者，今儿是肯定不成了。我们改天再约吧。”
说着她就伸出右手要送我出去的样子，我两手一下握住她的手，盯着她稍微露出诧异神色的双眼说：“苏警官，您可一定记得约我哦。”
她的双颊一下子红了。
大概过了一星期，苏警官给我发了个短信，问我那个周末的晚上是不是有时间，一起吃个饭。
我正好那一段时间没有去外地的任务，就马上给凯宾斯基酒店的西餐厅打了电话订好星期六晚上的餐位，跟苏警官约好了在餐厅直接见面。
那天晚上，我们聊得很开心。
她一上来就跟我强调她不喜欢我称呼她苏警官，见我有些踌躇的样子，就说：“你就叫我苏老师吧，我们单位和我负责的几个居委会好多人都叫我苏老师。叫我苏姐也行，我比你大好几个月呢。”
“那我还是叫您苏老师吧。”我盯着她的眼睛说，“我觉得在你跟前，我就像个高中生一样。”听我这么说，她脸上现出一丝羞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