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比死者高，右手持刀，从上往下刺。第一刀在肺，死者还没倒，第二刀还在肺，死者开始挣扎，第三刀正中心脏，死者倒下去。凶手站在他面前，看着他断气，然后转身离开。
他转过身，看着门口。门锁完好，没有被撬的痕迹。窗户也完好，插销插得好好的。玻璃上没有洞，窗台上没有脚印。
熟人。
他走出来，对李队长说：“凶手是死者认识的人。”
李队长说：“怎么看出来的？”
陆卫东说：“门没撬，窗没开，说明是死者自己开的门。屋里没翻乱，不是盗窃杀人。死者没有仇人，没有债务，不是报复杀人。那就只有一个可能——熟人作案，临时起意，或者蓄谋已久。死者让他进来，两人说了话，然后他动了手。”
李队长点点头，若有所思。
陆卫东又说：“凶手的刀法很准，三刀都捅在要害。不是普通人能干出来的。”
李队长说：“你是说，凶手有前科？”
陆卫东说：“有可能。当过兵，或者蹲过监狱，或者常年打架斗殴的，才能下这么准的手。普通人慌乱中捅人，一般都是乱捅，捅哪儿算哪儿。这个人不一样，他每一刀都有目的，第一刀让人失去反抗能力，第二刀让人失去行动能力，第三刀致命。”
李队长沉默了几秒，说：“查查死者的社会关系，看看有没有人有犯罪前科。”
接下来几天，陆卫东天天往富拉尔基跑。他把死者的社会关系查了个底朝天——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以前的同学，一起喝酒的酒友，甚至他老婆的亲戚朋友都查了一遍。查了三十多个人，每个人都问过，每个人都做过笔录。有些人配合，有些不配合，有些人说话吞吞吐吐，有些人眼睛不敢看他。
查到最后，有一个人引起了陆卫东的注意。
那人姓马，是死者的同事，也在那家工厂上班。两人平时关系不错，经常一起喝酒，一起下班，有时候周末还一起钓鱼。案发那天晚上，他跟死者一起下的班，一起走到巷子口，然后分开了。
这是他自己说的。
但陆卫东查了他的底细，发现这个人有问题。十年前，他在老家犯过事——打架斗殴，把人打成重伤，判了三年。出狱后来了富拉尔基，改了名字，没人知道他的过去。他在厂里装得老实巴交的，谁都不知道他有前科。
陆卫东让人把他叫来问话。
那人来了，三十多岁，瘦，眼神闪烁，一进门就低着头。陆卫东问他那天晚上的事，他答得流利，时间地点都对得上，甚至能把那天晚上吃了什么、喝了什么都说出来。但陆卫东注意到一个细节——他说他跟死者一起走到巷子口就分开了，可死者的家离巷子口还有两百多米。
“你送他到巷子口，为什么不送到家门口？”陆卫东问。
那人愣了一下，说：“他让我不用送。”
陆卫东说：“他为什么让你不用送？”
那人说：“不知道。他说他自己走就行。”
陆卫东说：“你们平时不是经常一起走吗？那天为什么不送到家？”
那人说：“那天他有点累，想早点回去休息。我说那我就不送了，他就自己走了。”
陆卫东盯着他的眼睛。那眼神飘忽，不敢直视，一直在躲闪。他看见陆卫东盯着自己，就把头低下去，看着地面。
陆卫东说：“你看着他往里走的？”
那人说：“看了几眼，然后就走了。”
陆卫东说：“你走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什么人？”
那人说：“没有。巷子里没人。”
陆卫东又问了几句，没什么破绽。他让那人走了。
那人走后，陆卫东坐在那儿，点上一支烟，慢慢抽着。
他说的都对。时间对得上，地点对得上，细节也对得上。但陆卫东就是觉得不对劲。那种感觉说不清，就像有根刺扎在心里，不疼，但痒。
那天晚上，陆卫东又去了富拉尔基。他没去派出所，也没去找人，就站在那条巷子里，一根接一根抽烟。
巷子很深，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平房，没有路灯，黑漆漆的。死者的家在巷子最里头，从巷子口走进去要三四分钟。两边都是墙，没有岔路，没有拐弯，一条道走到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