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福的案子查到这里，卡住了。
孙建国，区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级别不低。陆卫东手里有笔记本上的那行字，有一颗掉了的扣子，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纹理，但这些都算不上铁证。直接上门去问，不合规矩；不问他，线索又断了。
陆卫东坐在办公室里，在办公桌前写写画画了一个上午。
中午的时候，技术科的小张敲门进来，手里拿着几份化验报告。
“陆科长，砖窑那边有新发现。”
陆卫东接过来，一页一页看。
第一份报告是关于那枚扣子的。技术科把那枚扣子和吴有福行李里的其他衣服做了比对——扣子的材质、花纹、生产批次，跟那件中山装上剩下的五颗完全一致。证明这枚扣子确实是从那件衣服上掉下来的。
但小张在旁边说：“这只能说明死者是吴有福，不能直接指向凶手。”
第二份报告是关于砖窑现场的。那处被压过的地面，石膏模型出来了。经过初步分析，压痕的纹路很像是自行车后座留下的，那种老式永久牌自行车的后座橡胶垫，纹路很特别。
陆卫东盯着那份报告，脑子里转得飞快。
自行车后座。能驮着尸体去砖窑的交通工具。
他问小张：“这种压痕，能不能比对到具体的车？”
小张说：“如果能找到嫌疑车辆，就能比对。这种橡胶垫用久了会有磨损，会有细微的裂纹，每一辆车的痕迹都不一样。”
陆卫东点点头。
第三份报告是关于尸体的。法医重新检验了死者的指甲，在指甲缝里提取到了一点皮屑组织和血液，很微量，但足够化验。结果是A型血。
陆卫东把三份报告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证据有了，但缺一个关键环节——孙建国的车。
他去找李队长。
李队长听完他的汇报，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想查孙建国的车？”
陆卫东说：“砖窑现场的压痕，很可能是自行车留下的。孙建国住的地方离砖窑不远，他有作案时间，有动机，现在只差物证。”
李队长说：“没有搜查令，不能随便进他家查车。”
陆卫东说：“我知道。所以我想先申请，走程序。”
李队长看了他一眼，点点头：“行，我去找局长。”
当天下午，李队长带着陆卫东一起去了局长办公室。
局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公安，头发花白，说话慢条斯理，但眼神很睿利。他听完陆卫东的汇报，把那三份报告认认真真看了两遍。
“这个孙建国，”局长说，“我知道。区革委会的，有点背景。没有铁证，不能动。”
陆卫东说：“所以我想申请，对他的自行车进行取证。如果压痕对不上，排除嫌疑，对他也没损失。如果对上了……”
局长点点头，说：“行。走程序。我签字。”
第二天一早，陆卫东带着手续，去了孙建国家。
孙建国不在家，上班去了。开门的是他老婆，三十来岁，穿着体面，警惕地看着他们。
陆卫东出示了手续，说：“同志，我们依法对孙建国家的自行车进行取证调查，请你配合。”
他老婆愣了一下，脸色变了变，但没敢拦。
院子里停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有些破旧，后座的橡胶垫上有几道磨损的痕迹，其中有一道裂纹，很深。
小张蹲下来，仔细看了看那道裂纹，又拿出砖窑现场的石膏模型比了比。他抬起头，看了陆卫东一眼。
陆卫东走过去，蹲下来。
小张压低声音说：“纹路对上了。这道裂纹的位置、形状，跟现场压痕完全吻合。”
陆卫东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站起来，对小张说：“拍照，取证，把车带回去。”
孙建国被叫到市局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带着笑，进门就问：“同志，什么事？我工作挺忙的，能不能快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