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嫂的事在村里传开了。
其实也没用两天，第二天傍晚，就有人上门了。是村西头的孙婶子，六十来岁，瘦瘦小小的，一进门就抹眼泪。
“卫东，我儿子不养我了，你说我该咋办？”
陆卫东赶紧让她坐下，问是怎么回事。孙婶子絮絮叨叨讲了半天，大概意思是她男人走得早，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娶了媳妇，分了家。分家的时候说好了，每年给她二百斤粮食，三十块钱。可这两年，儿子媳妇越来越不像话，粮食拖着不给，钱更是一分没有。她去要过几回，儿媳妇堵着门口骂她，说她老不死的，就知道要钱。
陆卫东说：“婶子，这事儿得找村里，让村干部去调解。调解不行，就得找公社。儿子养娘，天经地义，走到哪儿都得讲这个理。”
孙婶子说：“村干部去过几回，那媳妇泼得很，村干部也拿她没办法。”
陆卫东说：“那就找公社。公社有专门管这个的，叫民政助理。你把情况说清楚，他会处理的。”
孙婶子抹着眼泪说：“我一个老婆子，不认识路，也不知道该找谁。”
陆卫东说：“婶子，这样，明天我陪你去一趟。正好我也要去公社办点事。”
孙婶子拉着他的手，眼泪又流下来，说：“卫东，你是好人。”
她走后，王淑芬在旁边说：“这几天，你都快成村里的顾问了。”
陆卫东说：“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能帮就帮一把。”
第二天，他陪着孙婶子去了公社。民政助理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说话和气，办事利落，当场就记了笔录，说会派人去村里调查。孙婶子出来的时候，脸上总算有了点笑模样。
回来的路上，孙婶子一直念叨：“卫东，多亏了你，多亏了你……”
陆卫东说：“婶子，没我啥事。是人家干部讲理。”
孙婶子不听，还是谢了又谢。
这事又传开了。接下来几天，陆卫东家门口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有问宅基地纠纷的，有问儿女赡养的，有问邻里矛盾的，有问牲口走丢的，有问庄稼被毁的，有问借了钱要不回来的。陆卫东不是法官，也不是律师，但他当了十几年公安，见过的听过的多了，总能给出些主意。
三叔公拄着拐杖来了。他今年八十七了，是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他爹见了都得叫三叔。三叔公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慢悠悠地说：“卫东，你在外头是公家人，回来是咱村的娃。村里人信你，你有啥法子，给大伙说说。这帮人没出过远门，不懂那些章程，你给分析分析，大伙心里就有底了。”
陆卫东说：“三叔公，我就是个普通公安，懂的不多。大伙来问，我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也不瞎说。有些事，还得找公社、找法院。”
三叔公点点头，说：“那是。但你能给大伙指条路，就是帮了大忙了。你看这几天，多少人来找你，个个都带着东西来，鸡蛋、花生、红枣。”
陆卫东说：“大伙太客气了，我也没帮上啥大忙。”
三叔公说：“帮没帮，大家心里有数。你走了以后，这帮人还会念着你的好。”
三叔公走后，陆卫东坐在院子里，点上一支烟，慢慢抽着。
老四抱着猫跑过来，趴在他腿上，仰着小脸问：“爸，那个老爷爷是谁呀？”
陆卫东说：“是三叔公，咱村辈分最大的老人。”
老四说：“他好老呀，脸上全是褶子。”
陆卫东笑了，说：“等你老了，脸上也会有褶子。”
老四说：“我才不老呢。”
她抱着猫跑开了。
那天下午，秀英也来了。她嫁到邻村好几年，陆卫东还是头一回见她。秀英瘦了些，黑了点，眼角有了细纹，但笑起来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
两个人在院子里说了会儿话。秀英问他在东北的日子，冬天冷不冷，工作累不累，孩子几个，多大了。他问了问她在婆家的情况，过得好不好，公婆待她怎样，男人对她咋样。
秀英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问完了就坐着喝茶，也不急着走。坐了一会儿，她忽然说：“卫东哥，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去河里摸鱼的事吗？”
陆卫东说：“记得。你老跟着我们后头跑，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哭了一下午。”
秀英笑了，说：“你还记得。”
陆卫东说：“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