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拉回市局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刘法医连夜验尸，陆卫东没回去，在办公室等着。他泡了一缸子浓茶，点上一支烟，把现场拍的照片摊在桌上，一张一张看。
小刘也没走，坐在角落里，手里捧着个笔记本，时不时抬头看他一眼，想说话又不敢。小陈和老赵回去了，明天一早再来。
快到半夜的时候，刘法医推门进来了。他摘下口罩，脸色不太好，手里拿着几张写满字的纸。
“验完了。”他说，把报告递给陆卫东，“死者女性，年龄二十八到三十二岁，身高一米六二，体态偏瘦。死亡时间大概在三天前，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八号晚上。”
陆卫东接过报告，一页一页看。
“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刘法医说，“脖子上的掐痕是致命伤。凶手用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持续了大概三到五分钟。脸上的伤是死后造成的，用钝器砸的，大概砸了七八下。颅骨多处骨折，面部毁损严重。”
陆卫东说：“凶器能判断吗？”
刘法医摇摇头：“太碎了，判断不出来。可能是锤子，可能是石头，也可能是别的什么硬物。但有一点——凶器不大，单手就能握住。砸痕的宽度大概五到六厘米，长度不一。”
陆卫东点点头。
“还有，”刘法医说，“死者手腕上的勒痕，是麻绳留下的。绳子大概一厘米粗，绑得不算紧，但时间长了，勒痕还是留下了。”
陆卫东说：“她死之前被捆过？”
刘法医说：“捆过，但挣脱了。手腕上的勒痕有磨损，皮肤有擦伤，说明她挣扎过。但脖子上的掐痕没有挣扎的痕迹——她是先被控制住，然后被掐死的。”
陆卫东沉默了一会儿，问：“还有什么？”
刘法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根头发。
“死者指甲缝里提取的。不是她自己的头发，是别人的。黑色，短发，有点粗，男人的可能性大。”
陆卫东接过来看了看，递给小刘：“留好，以后也许用得上。”
小刘接过去，在本子上记下来。
刘法医又说：“死者胃里没什么东西，只有一点苞米面粥和咸菜，消化了大半。说明她死之前四五个小时吃过饭，大概是晚饭时间。”
陆卫东说：“那天是二十八号，周三。农村人晚饭吃得早，五六点钟。”
刘法医点点头。
陆卫东站起来，走到窗边，点上一支烟。窗外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玻璃上自己的影子。
“还有一个事，”刘法医犹豫了一下，“死者怀孕了。”
陆卫东猛地转过身。
“大概两个月，刚成型。”刘法医说，“胎儿的血型是B型，死者是A型。”
陆卫东盯着他。
刘法医说：“这意味着什么，你清楚。”
陆卫东当然清楚。A型血的母亲和B型血的胎儿，父亲不可能是O型血——他必须是B型或者AB型。如果死者的丈夫是O型血，那这个孩子就不是他的。
但这些都是后话。现在连死者是谁都不知道，丈夫是谁更不知道，这个信息暂时只能留着。
“先确认死者身份。”陆卫东说，“找到她丈夫再说。”
刘法医点点头，走了。
第二天一早，富拉尔基派出所来了消息。死者的身份确认了，是靠山屯老李家的媳妇，叫王翠花，二十九岁，娘家是邻村的。丈夫叫李德福，在大庆油田打工，已经通知了，正在往回赶。
陆卫东带着小刘、小陈、老赵去了靠山屯。
去的时候是白天，村子看得清楚。几十户人家挤在一片洼地里，土坯房挨着土坯房，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雪积了半尺厚，没人扫，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支书姓孙，已经在村口等着了，把他们领到王翠花家。是间土坯房，门锁着，窗户关着，院里的柴火垛上落了厚厚的雪。
陆卫东让老赵在村里转转，问问邻居。他自己带着小刘和小陈进了屋。
屋里收拾得很干净。炕上叠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灶台上有一口锅，锅里还有半锅剩粥，已经冻住了。柜子里有衣裳，男女都有，叠得整整齐齐。炕柜上有个小镜子，镜子上夹着一张黑白照片，是个年轻女人，圆脸，大眼睛，笑着。
陆卫东把照片拿起来，看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