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去富拉尔基查了两天，带回来一份名单。
名单上写着七个人，都是富拉尔基近三年得过“先进个人”称号的。有公社干部，有学校老师，有供销社的售货员，有粮站的会计，有卫生院的医生。陆卫东一个一个看过去，把今年得奖的、能去县城开会的、年纪在三十到四十之间的挑出来——钢笔上刻的是1976年，那是今年的奖品。去年、前年得奖的人，手里拿的是往年的奖品，钢笔上刻的是1975年或者1974年。
他翻了两遍名单，今年得奖的一共三个人。
一个是公社的文书，姓刘，三十二岁，今年春天得的先进个人，经常去县城开会。老婆在娘家住，不常回来。
一个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姓赵，二十八岁，今年夏天得的先进个人，也去过县城开会。刚结婚，还没孩子，老婆在供销社当临时工。
一个是卫生院的医生，姓孙，三十岁，今年秋天得的先进个人，没结婚，一个人住。
陆卫东把这三个人的名字记下来，又把那支钢笔拿出来看。笔是英雄牌的，上海产的，市面上不多见。笔帽上的字是刻上去的：“奖给先进个人，1976年。”字迹清晰，刻得工整，是公社或者县里统一发的奖品。
他把小张叫来，问：“钢笔上的指纹查了吗？”
小张说：“查了。只有一个人的指纹，是死者的。凶手的指纹没有留下。”
陆卫东点点头。他早就料到会这样。凶手既然能把钢笔掉在现场，说明他慌乱，但不至于连指纹都不擦。没留下指纹，反而说明他擦过了——或者戴了手套。
他又问：“笔上还有什么？”
小张说：“笔尖有点歪，像是摔过。笔杆上有一道划痕，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别的没了。”
陆卫东把钢笔收好，站起来，对老赵说：“走，再去一趟富拉尔基。”
这回他们没去靠山屯，直接去了公社。
公社文书姓刘，是个瘦高个，戴着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的。陆卫东问他认不认识王翠花，他说不认识。
陆卫东说：“你去靠山屯下过乡吗？”
刘文书说：“去过。今年春天去过一次，统计春播面积。”
陆卫东说：“见过王翠花吗？”
刘文书想了想，说：“名字不记得了，但靠山屯我认识的人不多，也许见过，记不清了。”
陆卫东说：“你今年得的先进个人，奖品是什么？”
刘文书愣了一下，说：“一个搪瓷缸子，还有一个笔记本。怎么了？”
陆卫东说：“没发钢笔？”
刘文书说：“没有。今年的先进个人，发的都是搪瓷缸子和笔记本。钢笔是前年发的，去年开始就不发了。”
陆卫东心里一动。钢笔是前年发的？那钢笔上刻着1976年，怎么会是前年？他问：“你确定？”
刘文书说：“确定。我前年也得过一次先进个人，那次发的就是钢笔。去年和今年发的都是搪瓷缸子。”
陆卫东说：“你前年的钢笔还在吗？”
刘文书说：“在。我放在家里，不怎么用。”
陆卫东点点头，没再问。
第二个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姓赵。小赵圆脸，看着挺老实。陆卫东问他认不认识王翠花，他说不认识。
陆卫东说：“你去靠山屯下过乡吗？”
小赵说：“去过。供销社收鸡蛋、收山货，靠山屯我去过不少回。”
陆卫东说：“见过王翠花吗？”
小赵说：“翠花？老李家的媳妇？见过。她来供销社买过东西，我记得。”
陆卫东说：“你今年得的先进个人，奖品是什么？”
小赵说：“搪瓷缸子，还有一个笔记本。”
陆卫东说：“发钢笔了吗？”
小赵摇摇头：“没有。听说是前年发过钢笔，这两年都不发了。”
陆卫东记下来。
第三个是卫生院的孙医生。孙医生年轻，白白净净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大褂，说话轻声细语。
陆卫东问他认不认识王翠花，他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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