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陆卫东去了法医室。
尸体已经解冻了，躺在解剖台上，脸色还是发青的，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看着有点吓人。法医姓刘，四十多岁，在市局干了十几年，经验丰富，什么场面都见过。他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手里拿着手术刀，正在做尸检。
见陆卫东进来，他抬起头，说：“老陆，来了？正想找你。”
陆卫东点点头，走过去，站在解剖台边上。
刘法医指着死者脖子上的勒痕说：“勒痕很深，是致命伤。凶器不是绳子，是宽的东西，大概三四厘米宽。可能是皮带，可能是布条，也可能是背带之类的东西。勒了不止一圈，绕了两圈，第一圈浅，第二圈深，说明凶手勒了两次。”
陆卫东凑近看了看。勒痕紫红色，绕着脖子一圈，有两道，一道浅一道深。深的那个地方，皮肤都破了，露出下面的肌肉。
刘法医继续说：“死亡时间大概是三天前，也就是初五晚上。胃里有食物残留，吃的是白菜炖粉条，还有窝头。消化了大概一半，说明他死之前两三个小时吃过饭，不是饿着的。”
陆卫东说：“能判断出是什么地方的人吗？”
刘法医摇摇头：“看不出来。北方人，南方人，都长这样。不过他牙齿不好，有好几颗蛀牙，门牙也缺了一小块，可能是从小没好好刷牙，也可能是不注意口腔卫生。说明他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陆卫东点点头。
刘法医又说：“指甲里的东西化验出来了，是煤渣，还有一些细小的煤粉。他可能干过跟煤有关的活，或者经常在煤堆旁边待着。煤渣很细，不是普通的煤块，像是洗煤或者筛煤的时候沾上的。”
陆卫东心里一动。煤渣？齐齐哈尔附近有几个煤矿，还有一个煤炭转运站，每年冬天都要从外地调煤过来。这个人，会不会是煤矿工人？或者是转运站的装卸工？
他谢过刘法医，回到办公室。
老韩已经在等他了，手里拿着几张纸，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字。见陆卫东进来，老韩站起来，把纸递给他：“老陆，昨晚我让人把附近几个公社的失踪人口查了一遍。三个公社，二十多个大队，全都问了。没有符合的。”
陆卫东接过那几张纸，一页一页看。都是这几天报上来的失踪人口，有老人，有孩子，有女人，就是没有三十来岁的男人。有几个年龄差不多的，但都对不上——有的是精神病人，自己走丢了；有的是跟家里吵架赌气跑了的；还有几个是去外地走亲戚，家里以为失踪了，结果人好好地在亲戚家待着。
他把纸放下，说：“不是本地的，是外地来的。”
老韩说：“那怎么查？齐齐哈尔这么大，每天来来往往多少人，总不能一个一个问吧？”
陆卫东想了想，说：“先查火车站的记录。初五前后，有没有外地人来齐齐哈尔。还有汽车站，长途汽车也查。虽然不一定有用，但总比瞎摸强。”
老韩点点头，站起来就走。
陆卫东又拿起电话，打给几个煤矿。富拉尔基本地有个煤矿，还有几个小煤窑。他一个一个打过去，问他们最近有没有工人失踪，有没有人没来上班。都说没有。
下午，老韩回来了，拿着一份名单，累得直喘气。
“查到了。”老韩把名单放在桌上，“初五那天，有一趟从哈尔滨来的火车，下来不少人。还有一趟从牡丹江来的，一趟从佳木斯来的。这几天来齐齐哈尔的人不少，车站售票记录只显示卖了票，不显示谁买的，更不知道谁去了哪儿。”
陆卫东看着那份名单，头有点大。名单上密密麻麻记着车次、时间、人数，但都是数字，没有一个名字。
这怎么查？一个一个找？整个齐齐哈尔几十万人，找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外地人，大海捞针。
他点上一支烟，慢慢抽着。烟雾在办公室里慢慢散开，飘向天花板。
抽到一半，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死者指甲里的煤渣。如果是煤矿工人，那应该有煤矿的工作证，或者矿上发的工牌、饭票之类的东西。他身上没有，说明被凶手拿走了。但如果他是煤矿来的，煤矿那边应该有他的档案，有他的照片，有他的登记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