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那边的消息让专案组安静了半宿。王德胜接走了儿子，两个人消失在南勋街的暮色里，像一滴水融进了松花江。刘处长让人把那张画像又印了五百份，连夜送到哈尔滨各分局、派出所、火车站、汽车站。陆卫东坐在会议室里，把那张没用过的火车票翻来覆去地看。齐齐哈尔到哈尔滨，九月十五号早上的车。他没上车。那他怎么去的哈尔滨？坐汽车？搭便车？还是根本就没去，只是在火车站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老赵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陆队，卜奎街那边又搜了一遍，在灶台底下的砖缝里找到这个。”陆卫东接过来，信封没封口，里面是一张皱巴巴的信纸，撕掉了大半，只剩右下角一小块。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没脸回去，等我把事办完……”后面几个字看不清了，被撕掉了。
陆卫东把碎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没脸回去”——回哪儿？回哈尔滨？回他儿子那儿？还是回别的地方？“等我把事办完”——他所谓的事，就是杀周建国？还是不止周建国？
“灶台底下的砖缝？”陆卫东问。老赵说：“对，灶台后面有一块砖松了，掏出来里面塞着这个。不是最近塞进去的，纸上落了一层灰，起码有几个月了。”陆卫东把碎纸装进证物袋里。这封信是王德胜写的，写给他儿子的。他没寄出去，塞在了灶台底下。说明他写信的时候还在犹豫，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没寄。他想跟儿子说什么？没脸回去——他做了什么没脸的事？偷枪？骗老人？还是别的什么？
他把这些念头压下去，把证物袋交给老赵，让他送技术科。也许能从纸张、墨水和笔迹上找到更多线索。
第二天一早，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李队长——以前的李队长，调去省厅快一年了。他瘦了些，但精神还好，穿着一身藏蓝色警服，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刘处长站起来跟他握了握手，说：“老李，你怎么来了？”李队长说：“周副厅长让我来看看进展，省厅那边也着急。正好我熟悉这边的情况，就派我来了。”
他转过头，看见陆卫东，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老陆，辛苦了。案子现在什么情况？”陆卫东把案子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从王军骗老人钱，到周建国被杀，到查出王德胜的身份，到哈尔滨找到儿子的线索。李队长听完，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省厅那边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李队长说，“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四个省区都发了。王德胜带着一个十六岁的儿子，特征明显，跑不远。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
陆卫东说：“去哈尔滨。王德胜接走了他儿子，两个人一起消失了。哈尔滨那边应该会有一些线索，我得亲自去看看，也许能从他儿子住的地方找到他下一步的去向。”
李队长想了想，说：“你去吧。我留在齐齐哈尔，省厅那边的协调我来做。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陆卫东点点头，站起来，穿上外衣。老赵和小刘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李队长送到门口，说：“老陆，注意安全。”
火车上，陆卫东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的田野。老赵靠着椅背打盹，小刘依旧是捧着一本小说看。陆卫东闭上眼睛，脑子里却是那行铅笔字——“没脸回去”。他到底做了什么没脸的事，让他连儿子都不敢见？
到哈尔滨的时候快中午了。哈尔滨市局刑侦处的高处长在车站接他们，把他们带到道外分局。
南勋街311号那家小旅馆叫“平安旅社”，老板姓孙，五十多岁，胖墩墩的。陆卫东把画像拿出来，再次问他：“你再想想，王军住在这儿的时候，有没有人来找过他？除了画像里的这个人。”
孙老板想了想，说：“没有。他一个人，没人来找他。就是退房那天，这个人来了，两人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陆卫东说：“他是怎么来的，带没带什么东西？”
孙老板说：“骑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帆布包，鼓鼓囊囊的。他把包卸下来，王军把自己的东西装进去，然后两个人就走了。”
陆卫东说：“自行车的颜色、牌子，你还记得吗？”
孙老板想了想，说：“黑色的，永久牌，挺旧的。车后座绑着一根绳子，是那种麻绳。”
陆卫东把这条记下来。永久牌黑色自行车，后座绑麻绳。这个特征，也许有人见过。
从旅店出来，陆卫东站在巷子里，点上一支烟。老赵说：“他骑自行车来的，说明他没坐火车。那张十五号的火车票，他没用。他可能是骑自行车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的？两百多公里，得骑好几天？”
陆卫东说：“有可能。他不想留下乘车记录，怕被查到。骑自行车，不引人注意。”
老赵说：“那他带着儿子，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也跑不远。”
陆卫东说：“所以他一定在附近有藏身的地方。不是哈尔滨市区，可能是郊区的村子，或者大庆那边的油田区。”
老赵说：“大庆那边我们已经发了协查通报。”
陆卫东把烟抽完，掐灭，说：“回去。等消息。”
火车上，陆卫东靠着车窗，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夜色。王德胜在九月初就接走了儿子，然后消失了半个月，出来杀了周建国。这半个月，他把儿子藏在哪儿？他自己又藏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