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胜的书面材料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专案组。陆卫东拿过来看，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不是很好认。他写道：那个人是去年秋天来的，大概九月中旬，下午两点多。穿一件灰色中山装，戴金丝边眼镜，头发梳得溜光。说话慢条斯理的，本地口音，但不是富拉尔基本地的话，像是齐齐哈尔市里人。他说他是军分区的，姓王，来检查民兵训练。在连里待了大概一个钟头，看了训练，看了枪柜，问了子弹的存放情况。走的时候，他站在操场上往北边看了好一会儿，问那边是什么地方。刘全胜说是一片荒地。他没再说什么，骑着一辆自行车走了。
陆卫东把材料放下，点上一支烟。本地口音，齐齐哈尔市里人。这个范围缩小了不少。他又看了看日期——去年九月。一年前，这个人就来踩过点了。他偷了枪，藏了一年，今年九月才用。这一年里，他去哪儿了？他把烟掐灭，去找刘处长。
刘处长正在看地图，把富拉尔基、铁锋区、龙沙区、建华区几个发案地点标在上面，用红笔连成线。陆卫东走过去，说：“刘处长，去年九月他来富拉尔基踩点的时候，骑的是自行车。今年九月他作案逃跑的时候，骑的也是自行车。这个人交通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他住的地方不会太远，都是骑自行车能到的范围。”
刘处长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市区，骑自行车要两个多小时。他不可能从市区骑到富拉尔基踩点，再骑回去。他在富拉尔基应该有落脚点，或者那段时间他住在富拉尔基。”
陆卫东说：“查去年秋天富拉尔基的旅店招待所登记簿。他用的名字可能是王军，也可能是别的假名。时间大概是九月中旬，住了一个星期左右。他需要时间踩点，不可能当天来回。”
刘处长点点头，叫了一个人去查。
下午，老赵和一个省厅的外勤人员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张纸。“陆队，查到了。富拉尔基火车站旁边有一家小旅店，去年九月的登记簿上有一个叫王军的客人，住了一个星期，登记地址是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店老板说那个人瘦高个，戴眼镜，爱穿中山装，跟画像上挺像。他白天出去，晚上回来，有时候回来很晚。”
陆卫东说：“旅店老板还记不记得别的？”
老赵说：“记得。他说那个人回来的时候经常带着一个布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退房的时候，布包是瘪的。”
陆卫东心里一动。布包鼓鼓囊囊的，应该是装着什么东西来的；退房的时候瘪了，应该是把东西留下了。他留下了什么？枪。他偷了枪，把枪藏在了富拉尔基的某个地方，然后退房走了。一年后，他来取枪，然后作案。
“那家旅店还在吗？”他问。
老赵说：“在。老板也还在。”
陆卫东站起来，穿上外衣。“走，去富拉尔基。再去问问那个老板，看他还记不记得别的细节。”
老赵开着车，往富拉尔基赶。路上陆卫东靠着车窗，看着外面光秃秃的庄稼地。他想，这个人去年把枪藏在富拉尔基的某个地方，藏了一年。他敢把枪放在那儿，说明那个地方很隐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今年回来取枪，说明他一直没离开齐齐哈尔，或者离开了又回来了。
到富拉尔基的时候，天快黑了。那家旅店在火车站北边一条巷子里，是一排平房，门口挂着“东风旅社”的牌子。老板姓张，五十多岁，胖墩墩的，正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看见陆卫东和老赵进来，他站起来，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陆卫东把王军的画像拿出来，递给他。“这个人，你还记得吗？”
张老板接过画像，看了一眼，说：“记得。去年在我这儿住了一个星期，瘦高个，戴眼镜，爱穿个中山装。话不多，总拉拉个脸，回来就进屋，不跟人聊天。我跟他说话，他爱答不理的。”他把画像仔细的又看了看，说，“没错就是他。我这人记性好，见过的人不带忘的。”
陆卫东说：“他退房的时候，你注意到他拿什么东西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