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陆卫东正在办公室整理几年前的旧案旧卷宗，老赵推门进来了，脸色不太好看。
“陆队长，旧案又来了。”
陆卫东抬起头。老赵把一份材料放在他桌上，是铁锋区粮店报上来的。昨天下午，一个中年妇女拿着二十斤全国粮票去买面粉，被售货员发现是假的。妇女说是从一个小贩手里买的，小贩早没影了。粮票的样本和几年前那批一模一样——纸张、图案、印章，连印版上的那道细微划痕都对上了。
“同一伙人。”陆卫东把那几张假粮票拿起来对着光看。纸张偏硬，印章颜色偏淡，边缘的齿孔间距不均匀。这些特征他太熟悉了，几年前那批假粮票就是这个样子。省厅当时查到了浙江一家地下印刷厂，抓了几个人，但主犯一直没落网。
老赵说：“浙江那个案子，主犯不是跑了吗？”
陆卫东点点头。那桩案子他记得清楚，1977年秋天，省厅组织专案组，在浙江端掉了一个印制假粮票的地下工厂，缴获了十几万斤假粮票和全套印刷设备。但主犯郑某提前跑了，带着制版技术流窜到外省。没想到三年过去了，这人又冒出来了。
“还是那个姓郑的。”陆卫东把卷宗合上。“浙江那边没抓到他，他换个地方接着干。”
老赵说：“这回不能让他跑了。”
陆卫东站起来，穿上棉袄。“走，去粮店。”
铁锋区那家粮店在火车站北边，一排平房，门口排着长队。陆卫东找到售货员，一个四十来岁的大姐，还在后怕。她说那个妇女来买粮的时候她一眼就看出不对劲了，粮票的纸质发硬，印章颜色偏淡。“我扣下两张，她就慌了，说不要了，转身就走。我喊她，她跑得更快。”
陆卫东说：“她长什么样？”
售货员说：“四十来岁，胖墩墩的，穿一件灰棉袄，本地口音。不像是跟假票贩子一伙的，倒像是真被骗的。”
陆卫东让老赵去查那个妇女的下落。老赵跑了一天，找到了。妇女姓孙，住在铁锋区一片平房里，丈夫在货场扛大包，家里三个孩子，日子紧巴。她买了二十斤假粮票，花了十五块钱，那是她攒了半个月的钱。陆卫东去找她的时候，她正坐在炕沿上哭，眼睛肿得跟桃似的。
“大姐，卖你粮票的人长什么样？”陆卫东问。
孙大嫂擦了擦眼泪，说：“是个男的，三十来岁，瘦高个，南方口音，穿一件蓝中山装，挺体面的。他说他是出差路过，粮票用不完，便宜卖。我贪便宜，就买了。”
陆卫东把几年前那个案子的笔录翻出来，描述一模一样。还是那个姓郑的手下，还是那套说辞——出差路过，钱包被偷，粮票便宜卖。三年前他就是这么骗人的，三年后还是这一套。
他回到局里，给省厅打了电话。省厅刑侦处的周处长说，最近哈尔滨、牡丹江也发现了同批假粮票，省厅已经成立了专案组，让齐齐哈尔这边也参与进来。周处长还提供了一个线索：浙江那边传来的消息，郑某去年在福建出现过，用的化名叫“李国强”，还是那一套手法。福建警方追了一阵，没抓着，人又跑了。
陆卫东说：“他跑不远的。他得找印刷厂合作。浙江那边把他弟弟抓了，他没了印版来源，得重新制版。制版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他肯定在哪个地方找了新的印刷点。”
周处长说：“你的意思是，他可能在咱们这边找了印刷厂？”
陆卫东说：“有可能。他流窜到东北，光靠从南方带过来的存货撑不了多久。他得在本地印，才能在本地卖。我觉得可以查一查最近半年有没有印刷厂接过私活，尤其是浙江来的人联系的。”
接下来的半个月，陆卫东带着老赵和小刘跑遍了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把有印刷设备的单位翻了个底朝天。查了四十多家，排除了三十多家，还剩十几家可疑的。其中有一家最可疑——齐齐哈尔郊区的一家小印刷厂，设备简陋，但去年底忽然进了一批好纸，跟假粮票的纸质对得上。厂长老孙头交代，去年冬天有个南方人来过，说要印一批“票据”，给的价格高，他没敢接。那人留下一个联系方式，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