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日一早,陆卫东带着老赵和小刘去了富拉尔基。刘处长留在专案组,协调其他几路排查。临走的时候,刘处长把他们叫住:“那个保管员叫刘全胜,四十三岁,在民兵连干了十几年。他去年丢枪的事,连里一直压着,没往上报。你们去了,先别急着问枪,问问他那段时间跟什么人来往,有没有见过王军那张画像上的人。”
老赵开着车,往富拉尔基去。九月底的田野一片枯黄,玉米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只剩下茬子。风从车窗缝里灌进来,冷飕飕的。陆卫东靠着车窗,把王军的画像从口袋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瘦长脸,颧骨高,金丝边眼镜。这张脸他已经看了几十遍了,闭上眼都能画出来。
民兵连在富拉尔基北边的一个村子里,几间土坯房,一个操场,操场上立着一根旗杆。刘全胜在连部等着,是个矮胖子,圆脸,小眼睛,看见穿警服的进来,脸白了。他站起来,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声音发紧:“同志,那把枪的事,我真不是故意的。去年秋天训练完,我擦枪的时候接了个电话,回头枪就不见了。”
陆卫东说:“接了个电话?谁打的?”
刘全胜说:“我媳妇打的,说家里有点事。我就出去接了一下,前后不到五分钟,回来枪就没了。”
老赵在旁边问:“枪柜呢?枪不是锁在柜子里吗?”
刘全胜低下头,声音更小了:“那天训练完,我忘了锁柜子。”
陆卫东没说话。他点上一支烟,慢慢抽着。刘全胜不敢看他,眼睛盯着桌面。过了好一会儿,陆卫东才开口:“你丢枪以后,查过没有?”
刘全胜说:“查了。我把连里的人问了个遍,都说没看见。我又在村里找了几天,没找到。我怕担责任,就没往上报。想着过阵子说不定能找到,结果一年了,连影子都没有。”
陆卫东把王军的画像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这个人,你见过没有?”
刘全胜低下头,凑近了看。他的脸一下子变了,白里透青,嘴唇开始抖。陆卫东盯着他,等着他的回答。
“见过。”刘全胜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去年丢枪前几天,这个人来过连里。他说他是军分区的,来检查民兵训练情况。我陪他在连里转了一圈,看了训练,看了枪柜。他问了很多,枪放在哪儿,多少人,训练用多少子弹。我当时没多想,以为是正常检查。”
陆卫东心里一沉。这个人来过,看了枪柜,问了情况,然后枪就丢了。不是巧合。
“他叫什么?给你看证件了吗?”
刘全胜说:“看了。证件上写的是军分区,姓王,叫王什么……王建国还是王建军,记不清了。我当时看了一眼,没往心里去。”
老赵在旁边把本子合上,说:“又是王军。”
陆卫东把画像收起来,站起来。“刘全胜,你丢枪的事,按规定要处理。但你现在配合我们调查,算主动交代。你把那天的情况详细写下来,越细越好。那个人穿的什么衣裳,说话什么口音,几点来的,几点走的,都写清楚。”
刘全胜点点头,拿过纸笔,手还在抖。
从连部出来,陆卫东站在操场上,点上一支烟。老赵说:“王军这个人,不光是骗子,还是偷枪的。去年偷了枪,今年九月拿出来用。这一年里,他可能一直在踩点,一直在准备。”
陆卫东说:“他不是临时起意。他去年就来踩过点,看了民兵连的枪柜,知道枪在哪儿,知道怎么偷。他偷了枪,藏了一年,等到现在才用。这个人有耐心,有计划,不是一般的罪犯。”
老赵说:“那他为什么现在才用?等了一年,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动手?”
陆卫东没回答。他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周建国要查他,他急了。也许是因为他本来就要动手,周建国正好撞上了。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他们把车停在路边,老赵买了几个包子,三个人就着凉水吃了。陆卫东吃得很快,吃完点上一支烟。小刘靠在座位上打盹,老赵看着窗外的庄稼地,说:“陆队,你说这个人,他到底图什么?骗老人的钱,杀了三个警察。他不是为了钱,骗的那点钱不够他干这么大的事。”
陆卫东说:“也许不是为了钱。也许是为了别的。”
老赵说:“为了什么?”
陆卫东没说话。他也不知道。
回到专案组,刘处长正在看材料。陆卫东把刘全胜的证词放在他桌上,把情况说了一遍。刘处长听完,沉默了很久。
“这个人,去年就来踩过点,偷了枪,藏了一年。他一直在准备,一直在等。今年九月,他忽然开始骗老人的钱,又杀了周建国。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要钱?要枪?还是跟派出所有仇?”
陆卫东说:“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对我们这一套很熟。他知道民兵连的枪柜怎么开,知道派出所的值班室在哪儿,知道后窗能翻出去。他可能当过兵,也可能在公安系统干过。”
刘处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晚上,陆卫东在招待所里躺着,想着白天的事。王军去年就去富拉尔基踩过点,看了枪柜,问了训练情况。他那时候就在准备。一年后,他杀了周建国,杀了两个民警。这一年里,他去了哪儿?做了什么?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