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代刑侦科长的头一个星期，陆卫东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白天开会、看卷宗、跑现场，晚上躺下来脑子里全是案子。老赵说他这是“当官综合症”，陆卫东笑了一下，说：“不是当官，是操心。”老赵说：“操心也不至于睡不着。”陆卫东没再解释。
他把积压的案子翻了一遍，大大小小十七件，有偷盗的，有斗殴的，有失踪的，有诈骗的。其中一件引起了他的注意——1975年冬天，铁锋区一个叫孙德茂的老头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家属报过案，查了几个月没线索，卷宗就搁下了。陆卫东翻开卷宗，纸页发黄，边角卷起，上面盖着“线索不足，暂缓”的红戳。他看了两遍，把卷宗抽出来，放在一边。
老赵端着一杯茶进来，看见他面前的卷宗，说：“这案子我当年也看过，孙德茂，六十三岁，一个人住，成分不好，说是旧社会当过保长。文革初期被批斗过几回，后来没人管了。失踪前跟邻居吵过架，查来查去没证据，就放下了。”陆卫东说：“家属后来找过没有？”老赵说：“找过。他闺女来局里闹过两回，说我们不负责任。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陆卫东把卷宗翻开，指着其中一页说：“邻居说听见他屋里有动静，但敲门没人应。第二天人就没了。”老赵说：“可能是自己走了。”陆卫东说：“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头，腿脚不好，能走多远？再说他的棉袄、棉鞋都在家里，大冬天的，穿单衣走？”老赵想了想，说：“你一说还真是。我当时没注意这个细节。”陆卫东说：“明天我去现场看看。”
下午，陆卫东去了孙德茂住的地方。铁锋区北边一片老平房，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两边墙皮剥落，窗户上糊着塑料布。孙德茂的屋子已经住了别人，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开的门，警惕地看着他。陆卫东问了几句，她说什么都不知道，搬进来的时候屋子就是空的。陆卫东又去找当年的邻居。隔壁住着一个老太太，姓吴，七十多了，耳朵不好使，说话得大声喊。吴老太太记得孙德茂，说那人脾气古怪，不爱跟人来往，成分不好，街坊都不太搭理他。失踪前几天跟对门的老刘吵了一架，吵得挺凶。“为啥吵？”陆卫东喊。吴老太太说：“为一块地。老刘说他家的墙占了老孙家的地，老孙不干，两人就吵起来了。后来老刘找人把墙拆了，老孙气得不行。老刘还说，你一个老保长，有什么资格跟我争地。”陆卫东说：“老刘是什么人？”吴老太太说：“老刘是贫农，根正苗红，在街道上有点话语权。”
陆卫东又去找对门的老刘。老刘已经不住那儿了，搬到了城西的另一片平房，离原来的地方不远。陆卫东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公安来找他，脸白了一下。他把斧头放下，在棉袄上擦了擦手。“孙德茂的事跟我没关系，”老刘急着说，“我就是拆了一堵墙，那是合法的，他家的地他拿不出证据。”陆卫东说：“他失踪那天晚上你在哪儿？”老刘说：“在家。我老伴能证明。”陆卫东问了老刘老伴，确实是。他又问：“你当年在街道上负责什么？”老刘说：“就是帮着传达上面的精神，组织学习。”陆卫东说：“你批斗过孙德茂吗？”老刘的脸更白了，说：“那是上面的政策，我只是执行。再说他成分不好，批斗他怎么了？”陆卫东没再问。
回到局里，陆卫东把老赵叫来，说：“明天查查孙德茂的银行账户，看看他失踪前有没有取过钱。再查查老刘当年在街道上的底细。”老赵说：“都四年了，银行还能查到？”陆卫东说：“试试。查不到再说。”
第二天，老赵去银行跑了一趟，带回来一张单子。孙德茂失踪前一个月，从银行取走了三百块钱。三百块，不是小数目。一个独居老头，取这么多钱干什么？陆卫东把那张单子看了好几遍。老赵说：“会不会是被人骗了？或者被人敲诈了？”陆卫东说：“有可能。查他取钱那天，银行门口有没有可疑的人。”老赵说：“四年了，谁还记得？”陆卫东说：“问老职工，也许有人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