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底，齐齐哈尔的天彻底凉了。早上起来，窗户上有一层厚厚的水汽，手指划过去，能划出一道白印子。院子里的杨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哗啦响，落了一地。
老四拿着扫帚扫了半天，刚扫成一堆，风一吹又散了。她把扫帚一扔，不扫了。老五跟在后面，捡地上的叶子，捡一片扔一片，扔了又捡，玩得不亦乐乎。
老三在屋里画画，头也不抬。她最近在画竹子，沈老师来信说，竹子要画出风的感觉，不能画死了。她画了好几天，画了撕，撕了画，炕上全是纸屑。
王淑芬扫地的时候念叨：“这纸不要钱啊？”老三不说话，低着头继续画。
老大去实验中学报到快一个月了。
头一封信是报到后第三天寄来的，说宿舍还行，食堂的饭也还行，就是床板硬了点。第二封信是过了半个月寄来的，说数学老师讲得好，他听得懂，英语有点跟不上，同学都底子好，他要多花时间。
王淑芬听了，说：“你哥从小英语就不好，小学的时候就不及格。”
老二在旁边说：“妈，小学哪有英语？”王淑芬愣了一下，说：“那就是俄语。反正他外语不行。”
老三在画画，头也不抬地说：“哥肯定能跟上。”
王淑芬把老大的信压在炕席底下，没事就拿出来看看。她识字，虽然不多，但信上的字大多她都认得。有时候看到一半不认识，就问老三。老三正在画画，头也不抬地告诉她，她就点点头，接着看。看完了一遍，又从头看。老四趴在炕沿上，问她：“妈，哥说啥了？”王淑芬说：“说学习忙。”老四说：“没说想咱们？”王淑芬说：“没说。”老四瘪瘪嘴，抱着猫跑去写作业了。
老二这几天也在看书。老大的旧课本他从头翻，数学看了一半了，物理看了三分之一，英语看不懂，跳过去了。陆卫东有时候站在他身后看，他也不抬头。老四凑过来看他在写什么，他把本子合上，不让她看。老四说：“小气。”老二不理她。
十月初，沈老师又来了一封信。信封上贴着一张八分钱的邮票，盖着哈尔滨的邮戳。老三放学回来，看见桌上的信封，书包都没放下就拆开了。
信写了两页纸。沈老师说，上个月在画院的寄卖店买到一个石膏像，伏尔泰，就是上次画的那个老头。他说这石膏像花了他半个月的工资，贵得要命，但值了。他每天晚上对着它画素描，画了一个多月了，才画出点意思。他说伏尔泰这个老头不好画，额头高，颧骨也高，下巴尖尖的，光是那个笑容就画了好几天，画来画去都不对，不是画僵了就是画油了。他说画了这么多天，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画素描不是为了画像，是为了看懂结构。他说以前画国画靠感觉，现在画素描靠理解，两种画法不一样，但到了根上又是一样的，都是要把对象看透。他让老三不要急着画石膏，先把手上的梅兰竹菊画扎实了，等过年他回齐齐哈尔，带一套素描工具给她，到时候再教她。
信的末尾又写了几行字：“秀兰，上次寄给你的那张伏尔泰，就是我现在画的这个。你留着，等我回去再跟你细讲。竹子画好了寄给我看看。”
老三把信看了两遍，又把信封里那张小画翻出来。画上是一个老头的侧脸，额头高高的，颧骨高高的，下巴尖尖的，嘴角好像带着一点笑。她盯着那张画看了很久，忽然发现沈老师说的“笑容”藏在哪儿——不是嘴角，是眼睛。那双眼睛眯着，像是看透了什么，又像是在笑什么。她以前没看出来，现在看出来了。
她把信和小画小心地折好，放回信封里，压在枕头底下。然后她铺开一张新纸，开始画竹子。她画得很慢，一笔一笔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响。老四趴在她旁边看了一会儿，没说话，抱着猫出去找老五拔老根儿去了。
王淑芬从灶房出来，看见老三在画画，老二在看书，老四和老五在地上捡杨树叶子拔老根儿，玩的热火朝天的。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进了灶房。
陆卫东下班回来，看见老二趴在炕桌上写作业，老三在画画，老四和老五在一堆树叶子里找那个梗最粗的往鞋壳里面放。他坐在炕上，点上一支烟。老二写完作业，把本子合上，说：“爸，哥这星期没来信吗。”陆卫东说：“没有。可能是忙，而且这星期就回来了。”老二点点头，去帮王淑芬端饭去了。
晚上，陆卫东躺在炕上，盯着天花板。老大那边的炕空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没人睡。他想起老大信里说的那句话：“英语有点跟不上。”老大在小学的时候英语就不好，那时候教俄语，后来改成英语，他更跟不上了。他翻了个身，想着要不要给老大请个老师。请老师要花钱，花多少，去哪儿请，他不知道。他闭上眼睛，过了一阵，又翻了个身。王淑芬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了？”他说：“没怎么。”王淑芬没再问。他躺平了，盯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纹，看了好一阵，才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