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卫东在铺位上翻了翻，褥子底下压着一张发黄的报纸，报纸上写着“齐齐哈尔”三个字。他认出那是《齐齐哈尔日报》，日期是1975年12月。老陈头说：“他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这张报纸大概是忘了。”
陆卫东把报纸叠好，装进口袋里。他又问老陈头：“郑国庆在广州还有什么朋友？”老陈头想了想，说：“有个女的，来过几回，长得挺白净，说话带北方口音。郑国庆叫她‘小周’。后来郑国庆跑了，那女的也没再来了。”
陆卫东把这条线索记下来。小周。这是郑国庆在广州唯一的联系人。
第二天，陆卫东去邮局查匿名信的事。他找到了三元里支局的邮递员，把匿名信的照片给他看。邮递员想了半天，说：“这信我有点印象，是个女的来寄的。三十来岁，白净，说话带北方口音。”陆卫东心里一动——又是女的，白净，北方口音。跟老陈头说的“小周”对上了。
他让老赵和小刘在三元里附近打听一个北方口音的女人，三十来岁，白净。打听了两天，一个卖早点的老太太说，她见过这么一个女人，常在巷子口的一家小饭馆吃饭。陆卫东去那家饭馆问，老板说：“那个女的啊，前阵子常来，最近不来了。她姓周，在附近一家服装厂上班。”
陆卫东找到了那家服装厂。厂不大，几十个女工，在缝纫机前忙活。陆卫东把照片给车间主任看，主任看了一眼，说：“这是小周，周秀英。她辞职了，一周前走的。”陆卫东说：“知道她去哪儿了吗？”主任说：“不知道。她说要回老家。”
周秀英，北方口音，三十来岁，白净。陆卫东让老赵给齐齐哈尔那边发电报，查周秀英的身份。一天后，回电来了——周秀英，齐齐哈尔铁锋区人，1973年嫁到广州，后来离婚了，一个人住在三元里。她跟郑国庆两人在广州认识的，因为是老乡。
陆卫东把所有的线索串在一起。周秀英认识郑国庆，知道他的底细。匿名信是她寄的——她为什么要帮公安？她跟郑国庆有仇，还是想举报他换点好处？她辞职走了，是怕被郑国庆发现，还是怕被公安找到？
陆卫东决定先找周秀英。老赵说：“人跑了，怎么找？”陆卫东说：“她回老家了。回齐齐哈尔找。”
当天晚上，陆卫东给齐齐哈尔发了电报，让老韩在铁锋区找周秀英。三天后，老韩回电：周秀英找到了，在她娘家住着，愿意配合调查。
陆卫东带着老赵和小刘坐上了回齐齐哈尔的火车。车上，老赵问：“这个周秀英，跟孙德茂的案子有什么关系？”陆卫东说：“不知道。但她认识郑国庆，知道他在广州的地址，还给我们寄了匿名信。她肯定知道什么。”
四天后，他们回到齐齐哈尔。陆卫东直接去找周秀英。
周秀英住在铁锋区一条老巷子里，一间小屋，收拾得挺干净。她三十出头，白净，扎着一条马尾辫，穿着一件碎花棉袄。看见公安来，她没慌，也没躲，只是低着头，手在衣角上绞来绞去。
陆卫东在她对面坐下，说：“周秀英，是你给我们寄的匿名信？”
她点点头，没说话。
陆卫东说：“你为什么寄那封信？”
她抬起头，眼眶红了，声音发抖：“因为郑国庆欠我一条命。”
陆卫东心里一震。
周秀英说：“孙德茂不是失踪，是被郑国庆害死的。郑国庆亲口跟我说的。他说那个老头取了三百万——三百块钱，他骗老头说帮他跑路，拿了钱把人推到江里了。嫩江，冬天，冰窟窿。他说那老头不会游泳，扑腾了几下就没了。他以为没人知道，但我知道。他喝醉了说的。”
陆卫东说：“你为什么不早报案？”
周秀英的眼泪流下来，说：“我怕。他手里有刀，他说谁要是说出去，就杀了谁。我跟他在一起两年，他知道我住哪儿，知道我家里人在哪儿。我不敢。”
陆卫东说：“那为什么现在敢了？”
周秀英说：“因为他跑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走了以后，我天天做噩梦，梦见那个老头从江里爬出来，浑身是水，站在我床前。我受不了了。前一阵，郑国庆在广州的一个朋友从齐齐哈尔回来，说你们公安在查孙德茂的案子，到处找郑国庆。我想了一天一夜，就把地址寄给你们了。”
陆卫东说：“郑国庆在广州的那个朋友，叫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