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天策府一问右都尉张启功的行踪，高括这才得知后者在片刻之前已带着副手南宫玉离开了雒阳，据说是直奔大梁去了。
对此，高括感到颇为困惑，但考虑到魏王赵润已授意他此事全权交给张启功去处理，高括也就不去插手了，他只是知会了「右都尉署」内的黑鸦众一声，叫这些黑鸦众将魏王赵润的授权告知张启功。
还别说，张启功与副手南宫玉，还真是直奔大梁去了，至于目的地，则是大梁城外的「大梁学宫」——张启功需要借助小说家的那本《轶谈》，来达到他某个目的，以报复韩国用「增铸铜币」的计策来破解他的「倾销策略」。
想想也是，「倾销策略」，这可是张启功献出的毒计，却没想到在大获成功之际，居然被韩国摆了一道，这让心高气傲的张启功如何能接受？当然得十倍、百倍地报复回去！
不过就事论事地来说，纵使张启功也必须承认，韩国这一招相当高明。
“此计，必是我法家子弟向韩王所献。”
在旅途中，张启功信誓旦旦地对副手南宫玉说道。
南宫玉听罢很是困惑，因为按他对法家子弟的理解，法家子弟不应该制定律法的人么？怎么会献上这种规矩之外的计策呢？
听了南宫玉的困惑，张启功很是不屑：“我等又非墨家子弟。”
是的，法家子弟，可不像墨家子弟那样墨守成规，不夸张地说，十个法家子弟，九个胆大包天，他们既制定规则，但有时也为了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倒不是破坏规则，而是寻找规则中的漏洞，借此打压政敌或者敌人。
法家子弟，可是诸子百家中最具“攻击性”的。
数日后，待等张启功与南宫玉抵达了大梁之后，率先前往了大梁学宫，会见小说家的领袖周初，要求周初在新一刊的《轶谈》中，将韩国「私铸铜币」一事告知天下，进一步做坏韩国的信誉。
小说家的领袖周初当然不会违背张启功这位天策府右都尉的意愿，相反地，他很是雀跃于他小说家居然有幸参与国与国之间的尔虞我诈——这简直就是说梦也想象不到的事啊！
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小说家领袖周初亲自执笔，通过巧妙的构思，立刻就着成了一篇文章，借一则虚构的故事影射韩国「在贸易利益失去平衡后、私下增铸钱币」的无耻举动，矛头直指韩王然与韩国的丞相申不骇。
之所以要加上韩国的丞相申不骇，只因为张启功知道申不骇乃是他法家的前辈，他认为，这个人的存在，会严重影响到他的计策，搞不好，「增铸铜币」还就真是申不骇教韩王然的。
因此张启功认为，申不骇必须率先铲除。
很快地，新一刊的《轶谈》便迅速出炉，非但在国内大卖特卖，亦传到了天下各国，而其中那片夹杂了魏国私货的文章，自然也就出现在世人的眼前，使世俗对韩国这种举动，大为指责。
这也难怪，毕竟韩国这次的行为，确实失当：倘若韩国可以肆意增铸铜币，谁还愿意到这个国家做生意呢？
要命的是，在周初的这篇故事中，张启功还亲自下场，引经据典，列举了「滥铸铜币」对国家的种种危害，并且将近些年来魏国经济萧条的罪名，全部扣在韩国丞相申不骇的头上，强调指出：韩国的经济萧条，只是因为朝廷滥铸铜币，窃取臣民的利益。
事实上，这只是张启功信口开河而已，毕竟韩国近些年来的经济萧条，只是因为他们打输了三场关键性战争，毫无战争红利弥补损耗，且战败之后，每年还要赔偿大笔的钱款给魏国，这才导致韩国‘越来越穷’。
然而，韩国的平民却不知这一些，因为，当张启功的这一番论调被传到韩国时，立刻就在韩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大量无知的韩国平民‘幡然醒悟’：近几年我等过得如此艰难，原来是因为朝廷在不断地铸造钱币，夺取本该属于我们的利益。
就连贵族当中，亦有不少人借此事表达了对朝廷的不满。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跟魏国商贾的战争中，韩国的贵族与商贾们损失惨重，可没想到，此前明明需要他们捐献财物来资助的朝廷，却通过「增铸铜币」充盈了国库。
这简直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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