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每一件都是在割他们的肉。但与“贪墨漕粮”、“私吞疏浚银”这些足以杀头的罪名相比，割肉就显得不那么疼了。
于是一个接一个地，沿河的关卡被撤了。
不是一次性全撤，而是一个一个地撤，一个一个地谈条件，一个一个地安置被裁撤的人员。
韩章在报告中提出的方案是“撤三留一”——把相邻的三个关卡合并成一个，人员精简三分之二，被裁撤的人优先安置到都水运使司下属的新设机构，比如船厂、港口、税课司。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把柄也都见识过王爷的手段，自然不敢造次。
这个方案被证明是有效的。
被裁撤的人有了新去处，虽然收入可能不如从前，但好歹是朝廷的正式编制，有饷银，有升迁的希望，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提心吊胆地贪。
留下来的人，工作量增加了，但饷银也涨了，而且有了明确的考核标准——收了多少税，放行了多少船，处理了多少货物，都有数字，数字达标了有奖励，不达标了要问责。
这是沈云锦在书房里反复推演过的方案。她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以利导之”。
“不要跟他们讲大道理，”她对萧曜说，“他们不关心漕运对国家有多重要，他们只关心自己能拿多少银子。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教育他们，而是给他们一个更好的选择——不贪，也能拿到体面的银子。贪，反而会失去更多。”
萧曜把这个方案的核心思想转述给了韩章，韩章拍案叫绝，问这是谁想出来的。
萧曜说是府中幕僚，韩章说想见见这位幕僚，萧曜笑了笑，说“不便相见”。
运丁的饷银改革，是最难的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漕运系统的腐败，根子在运丁。
运丁是负责把漕粮从南方运到北方的底层人员，他们地位低，收入少，工作苦，长年在船上漂着，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两银子。
朝廷给他们的饷银少得可怜，而且经常被上级克扣，到手的不够养家糊口。
所以他们不得不从漕粮中“揩油”——少装一点，多报一点，沿途卖掉一部分，再在账目上做手脚。
这是系统性腐败，不是一两个贪官的问题，是整个制度逼着好人去犯罪。
韩章在调查报告里写了一段话，萧曜看了好几遍，每次都觉得心里发凉：“运河之上，无日不盗粮，无船不盗粮。运丁盗粮，非其性贪，乃其不得不然也。不盗，则妻儿冻馁；盗，则或有活路。以朝廷之威，临此饥寒之众，虽严刑峻法，不能禁也。”
萧曜把这段话转述给了昭武帝。昭武帝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这个韩章，是个能做事的。”
改革方案是：第一，重新核定运丁的编制和饷银标准，确保每个运丁都能拿到足额的、有定数的饷银，不再通过层层克扣的渠道发放，而是由都水运使司直接发到运丁手中；第二，建立运丁的考核和奖惩机制，根据漕粮运输的损耗率、准点率、船只完好率等指标，给予不同的奖励；第三，对运丁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更好地保管漕粮、如何更安全地驾驶船只、如何在遇到风浪时减少损失。
这个方案需要大量的银子。
银子从哪儿来？
从撤关卡、减冗费、整饬漕运体系中省出来的钱，以及新设的海运税收。
这是一个闭环——海运赚钱，补贴漕运改革；漕运改革省下的钱，又反过来投入海运。
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萧曜把这个闭环向昭武帝汇报的时候，昭武帝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海运亏了呢？”
萧曜说：“不会亏。”
“这么有把握？”
“可立军令状。”
昭武帝看着儿子，看着他眼中那种笃定的、近乎固执的光，忽然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
那时候他也是这样，坚信自己能做成任何事，坚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
后来他被现实打了无数次脸，脸被打肿了，又消肿了，肿了又消，最后变成了一张刀枪不入的老脸。
“行，”昭武帝说，“朕信你一次。”
漕运的改革，像一把钝刀割肉。
不是一刀下去就完事了，而是一下一下地割，每一下都不深，但每一下都疼。疼到那些习惯了吃漕运饭的人开始坐不住了。
最先跳出来的是沿河的中小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