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设在东城的一处旧宅院里，三进三出的院子，青砖灰瓦，门楣上挂着一块崭新的匾额，黑底金字，“都水运使司”五个字是昭武帝亲笔所书，笔力遒劲，铁画银钩。
第一任都水运使，是萧曜推荐的一个人——姓韩，名章，字子正，山西人，举人出身，在工部都水清吏司做了十几年的郎中，是个精通水利和船舶的老吏。
此人性格木讷，不善交际，在工部待了十几年都没升上去，不是因为他没能力，而是因为他不会巴结上司。
萧曜在西北时与他有过书信往来——韩章曾写过一本《治水刍议》，里面关于黄河治理和运河疏浚的建议，条条在理，句句见血。
萧曜在西北的荒沙里读到这本书，觉得像在沙漠里遇到了一口井。
韩章接到任命的时候，正在工部的库房里整理旧档案。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子，袖口磨出了毛边，手指上沾满了灰。
传旨的太监念完圣旨，他愣了很久，然后问了一句：“是不是搞错了？”
太监说：“陛下亲笔点的你，韩大人。”
韩章跪在地上，捧着圣旨，眼眶红了。
他当天晚上去了萧曜的王府。
不是去道谢，是去问——问他到底要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能给他多少权限，能用多少人，能花多少钱。
他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每一个都切中要害，每一个都显示出他对这个领域的精通和对现状的不满。
萧曜一一回答。回答到最后，韩章忽然问了一句：“王爷，您这是要跟整个漕运体系对着干吗？”
萧曜看着他，没有回答。
韩章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让萧曜刮目相看的话：“那下官就陪着王爷，干到底。”
韩章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不是发文，不是拜码头。
他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带着几个年轻的书吏，沿着运河走了一遍。
从通州到杭州，三千六百里，一步一步地走，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地看，一个关卡一个关卡地查。
他回来的时候，整个人瘦了一圈，脸晒得黝黑，靴子磨破了两双，怀里揣着一本厚厚的笔记。
笔记里记的是什么呢？
不是大而化之的“漕运弊病严重”，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数字。
某县某关卡，每年收过往商船“验货费”多少两，其中多少两上交漕运总督衙门，多少两落入关卡官吏私囊；某镇某码头，每年“损耗”漕粮多少石，其中多少石是因为仓储条件差而霉变，多少石是被运丁偷偷卖掉换成了银子；某府某河道，每年疏浚银多少两，实际用在疏浚上的有多少两，剩下的去了哪里，经过谁的手，最后进了谁的腰包。
他把这些写成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呈给了萧曜。萧曜看了三天，然后带着这份报告进了宫。
昭武帝看了报告，沉默了很久。
“这个人，”昭武帝说，“你从哪儿挖出来的？”
“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韩章。”
“朕知道这个人，”昭武帝说，“朕登基那年他就在工部了，这么多年了，还是郎中？”
“他不爱应酬，不会巴结。”
“这样的人，好用。”昭武帝把报告放在御案上，手指在封面上敲了敲，“但也好杀。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儿臣会护着他。”
“你护得住吗？”昭武帝看着萧曜，目光里有审视，有担忧，也有一种“朕要看看你怎么做”的期待。
萧曜迎着他的目光，说了一句：“儿臣护不住的时候，还有父皇。”
昭武帝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你这小子”的无奈，也有一种“朕没白养你”的欣慰。
“行，”昭武帝说，“朕帮你兜着。但你记住——朕只能帮你兜一时，兜不了一世。你自己的摊子，自己收。”
韩章的调查报告，被萧曜用在了刀刃上。
不是公开，是私下。他一个一个地约谈那些在报告中被点了名的官员，把报告翻到对应的一页，推过去，不说话。
那些官员看了，有的脸色惨白，有的汗如雨下，有的当场跪下求饶，有的破口大骂说这是诬陷。
萧曜不慌不忙，等他们闹够了，说一句：“本王可以不上报。但你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配合都水运使司的改革。撤关卡，清冗费，给运丁涨饷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