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缔冈的主教们一个劲地向中国使节传教布道。而中国的使节们也不时地向欧洲人传播的儒家学说。一番交流之后双方很快就发现对方对自己的文化都早有研究，可侧重点却是截然不同。中国的基督教徒大多是儒家理学的学者。为了探求“实学”而对西方的自然科学感兴趣。为了研究自然科学而信奉基督教。明朝时的徐光启、宋应星、孙元化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因此研究“西学”的中国基督徒与其说是对上帝感兴趣，不如说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而梵缔冈所谓的“汉学”研究，实际上是神学研究。传教士们竭尽所能的从中国的各种文献当中为圣经寻找一席之地。耶酥会士们甚至会认为《诗经》中《大雅&m;#183;生民》讲的是耶稣降生的故事，姜源就是圣母玛丽亚。傅圣泽神父证明老子讲道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论述的是三位一体教理，并将夷、希、微翻译成yi、i、uei，认定这就构成耶和华的名字。
因此，自从与使团作交流的教士将汉字 “船”拆成“八口人乘舟”，用来印证《创世纪》中的挪亚一家八口人乘舟逃离滔天洪水的故事后，顾炎武等几个士大夫就开始对这种“鸡同鸭”讲似的学术交流兴趣乏乏了。加之罗马教皇国那沉闷专制的气氛，以及对新兴科学理论的抹杀，均促使作为使团影子团长的杨绍清决定尽快结束这一次的宗教之行。于是在罗马逗留5日之后，中国使团终于得以启程离开了这座充满热情与宗教气息的千年古都。转而前往杨绍清那神往已久的，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是个内陆型城邦，虽没有出海口，可是它仍然极其富裕和繁荣，从13世纪末起，佛罗伦萨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控制了教皇银行业，继而差不多统治了整个欧洲的银行业。巴黎、伦敦、巴塞罗那以及突尼斯，到处都有人在向他们借钱，这些金融投资所得到的回报，被用来进行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人口暴涨，经济欣欣向荣。同意大利其他可追溯到中古时代的意大利城市一样，佛罗伦萨传承了古罗马时代的某些共和政府的传统。1187年佛罗伦萨击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其自治权得到承认，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而深厚的历史底蕴、自由的社会氛围、以及繁荣的经济市场，也最终促使佛罗伦萨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中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绍清这次来欧洲朝圣的并不是拥有教皇的罗马，而拥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佛罗伦萨。
然而，当中国使团抵达佛罗伦萨后，才发现原先那个成就文艺复兴运动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早已不复存在了。早在1569年，佛罗伦萨的权贵——美第奇家族，就依靠西班牙支持，夺取共和国政权，建立了以佛罗伦萨为首府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不过佛罗伦萨共和国虽已覆灭，但佛罗伦萨的科学精神还是被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这一变故也没有给中国使团的佛罗伦萨之行带来什么麻烦。同在罗马时一样，佛罗伦萨人也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接待了这群来自东方的客人。而杨绍清也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欧洲的科学家有了第一次的正式交流。
1652年5月2日，应托斯卡纳大公斐迪南二世&m;#183;德&m;#183;美第奇邀请，杨绍清等中国使节参观了佛罗伦萨的气象观测站。这座位于佛罗伦萨的气象观测站并不是孤立的，事实上，它仅是欧洲气象观测网中的一环而已。那是一张覆盖大半个欧洲的气象观测网，由从意大利到巴黎和华沙的十个测站组成。由于此项工程甚是巨大，因此目前仍有几座观测站尚未完工。而出资组建这一气象观测网的正是斐迪南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