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科学家来说，此刻摆在胡克与梅文鼎面前的一篇篇草稿记录都散发着诱人魔力。早在欧洲时，胡克便认准了杨绍清是这个时代达芬奇。但当他接触到杨亲王的这些私人草稿后，却发现其在科学方面的成就远不是之前任何一个科学大家可以比拟的。那些神秘而又精妙的数理化公式与定理在众人的眼中简直就像是上帝留下的密码一般让人难以破解，却又无法抵御它的**。为此胡克由衷地感谢上帝让他能来遥远的东方得以一窥属于上天的学术。在他看来无论今生能否理解上面的内容，光是有机会翻阅眼前的这些笔记，就已是他一生最大的幸运了。
不过杨绍清的笔记固然让胡克等人惊若天人。但中华朝的在科学上的众多空白，同样也让来自欧洲的学者迷惑不已。众所周知科学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一条定理、公式都是通过推演得出的。可在中华朝不少定理都缺少必要的推论，而一些公式则是通过逆向求证而得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数问题了。在欧洲是先有对数后才有指数概念的清晰表达。可在中华朝却恰恰相反，对数的概念是从指数式引入的。这在胡克等欧洲学者看来简直堪称奇迹。此外中华朝虽有常用对数，可若大个国家却没有一本对数表。直至当年杨亲王从欧洲带回《常用对数表》才填补了这项空白。总之在欧洲学者的眼中古老的中国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许多事情似乎都不能用常理来解释。
一想到对数的问题，胡克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却见他赶忙放下了手中的笔记，回过身从一旁的一个包裹中取出了一本厚得像砖头似的书递给梅文鼎道：“梅，你要的对数表我带来了。”
“啊，谢谢。”梅文鼎连声告谢着接过了对数表，如获至宝地翻阅起来。显然相比之前的耐普尔筹，耐普尔另两项重要成果——对数表与对数计算尺，在梅文鼎眼中才算是真正的宝贝。
正如当年大数学家拉普拉斯宣称对数的发现是以其节省劳力而延长了天文学者的寿命。耐普尔用其二十年的精力换来了人世间无数科学家生命的延续。这一点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一样。需知在没有电子计算器的年代，繁杂的计算消耗了科学家们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中国自古以来算筹都是最主要的计算工具。但算筹也有严重的缺陷。既运算时需要占用较大的地方摆算筹，位数越多，问题越难，需要摆的面积越大，使用起来极不方便。此外筹算的运算过程实际上是挪动算筹，运算了下一步，上一步就看不到了。因此其运算过程并不保留。学习者学习起来十分困难。元朝数学家朱世杰，能用筹算解四元高次方程，其数学水领先当时的年代。可正是他的方法太过晦涩难懂，致使其后继无人。中国古代数学的众多惊人成果，大多也因为相似的原因而平白失传。
因此改进计算方式与计算工具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学者探究的问题。期间固然也有人造出、编出各种各样的表格；平方表、立方表、方根表圆面积表三角函数表等等。却也只不过是解决了一点点燃眉之急。当然自二十一世纪的孙露十分清楚对数能简化计算。但她从后世带来的对数公式并没有引起中华朝学术界多大的注意。因为没有对数表的对数公式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而孙露亦不可能将厚厚几百页的对数表一股脑儿地统统背出来。直至杨绍清从欧洲带回十四位对数表与对数计算尺，三者一对应，对数才被真正应用到实际中去。从而彻底升级了中华朝的计算方法。因此就算是最最排斥西学，对欧洲科学不屑一顾的中华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欧洲人发明的对数表与对数计算尺确实是难得的奇宝。毕竟在一种叫“电脑”的怪物被发明之前，人们实在找不出第二种可以比对数计算尺算得更快的计算工具了。
此刻在翻看了几页内容之后，梅文鼎小心翼翼地将书给收了起来。继而向胡克打招呼道：“胡克，这书先借我几天。等我抄完了就还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