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念头忽然就冒出来了，不讲道理地、孩子气地、几乎是带着哭腔地冒出来了。
她想找一个人靠着，想找一个人替她把这团乱七八糟的东西理清楚，想找一个人告诉她“没事的”“我在”“你不用怕”。
她想到了郭进一。
不是作为某个时间线上的生物学产物，不是作为任何复杂关系推演里的一个节点，而是作为那个从她七岁起就一直在她身边的、沉默的、从不多话的、永远会在她靠过来时给她留出位置的人。
他不需要说什么，只要站在那里，只要让她把额头贴在他的胸口上，只要用那只温热干燥的手掌按住她的后脑勺，她就会觉得世界重新稳下来了。
她真的好想他。
想到嗓子发酸。想到眼眶发热。想到鼻腔里泛起一股又涩又胀的潮气。
可下一秒这股潮气就被一盆冰水浇灭了。
因为她几乎是同时意识到——
他还没有出生。
这个世界上此时此刻不存在郭进一这个人。
没有那个会在机场出口等她的二十岁青年，没有那件她想埋脸进去的黑色T恤，没有那只会替她拉行李箱的手。
他的细胞还不存在，他的基因还没有被组合，他的心脏还没有跳过第一下。
他现在什么都不是。
连一颗受精卵都不是。
他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概率，一团尚未凝聚的、散布在两个年轻人体内的遗传物质。
散布在她和眼前这个男人体内的遗传物质。
她想依靠的人，需要她亲手去创造。
她想被保护的来源，需要她先用十个月的妊娠和八年的抚养去制造出来。
她想让他来帮她——可他之所以能存在于世上来帮她，前提恰恰是她现在不被任何人帮助地、独自地、站在这场瓢泼大雨的间隙里，把接下来的路走完。
这个悖论荒谬到了某种近乎残忍的程度。
她的眼睛终于开始发红了。
不是要哭的那种红，而是一种极力忍耐后毛细血管充血的发红，像有什么东西堵在眼眶后面，被她死死地顶着，不让它掉出来。
她的下颌微微绷紧，喉结吞咽了一下，手指在身侧无意识地攥成拳又松开，攥成拳又松开。
对面的郭俊文还在说话。
他在说什么她已经听不太清了，声音像隔了一层水，模模糊糊地传过来，只剩下语调里那种年轻人特有的、带着一点讨好意味的热切。
他在笑。
笑起来的弧度让她又一次在那张脸上捕捉到了郭进一的影子——嘴角的走向，眼睛微微眯起时颧骨上方那道浅浅的纹路。
她盯着那道纹路。
心里有个声音极轻极轻地说：他会长得像你。
然后又说：他会长得更像我。
然后又说：他会在八岁那年醒来，发现我不见了。
然后她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她站在那里，一七四的身高，脊背挺得笔直，脸上的表情甚至还算得体，像一个只是在避雨时走了神的普通女孩。
可她的里面已经全部塌了。
不是轰然倒塌的那种壮烈，而是一种无声的、缓慢的、像沙堡被涨潮一层层舔掉的崩解。
雨还在下。
门外的世界被水帘隔成了另一个次元，模糊的、流动的、和她此刻无关的。
店铺里的灯光把她和郭俊文圈在一小块暖黄色的空间里，货架上的暖瓶和脸盆安安静静地摆着，塑料伞挂成一排，红的黄的绿的，鲜艳得像另一个季节的东西。
而她就站在这些日常得不能再日常的物件中间，独自承受着一个没有人能替她扛的、横跨二十年的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