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厨房没出来，我上警车时往楼上看了看，他的身影隔着纱窗，灰蒙蒙的，仿佛随时会散掉。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会给我煮速冻饺子，出门饺子进门面嘛，他知道我马上就会走。我也有点后悔没直接下手，后悔没给母亲烧点纸，听说人死后魂魄还会在人间留三年，有人烧纸烧香什么的，那边的人就像接到电话一样，有感应。如果真是这样，我想对母亲念一句诗：没了生命，她独自活得深刻。这是我在归途中读到的。
母亲是客家人，据说祖上中过探花。她十九岁考入广东警官学院，大二辍学，失踪两年后又回到珠海，敲开了久违的家门。姥姥说她当时看起来很疲倦，像没睡好。姥爷死得早，我没见过，姥姥对母亲心心念念，寄托了一切希冀。她失踪的那两年里，姥姥四处托人打听，得到的消息是母亲去了东南亚，学坏了。母亲回到家后什么都不说，大部分时间坐在阳台上往外看，珠海的空气好，街道也漂亮，小时候我去过几次，姥姥家的房子很大，她说等我长大了就把房子送给我。其实姥姥一直有些怨母亲毁掉了自己的前程，曾托人捎话到东南亚要跟母亲断绝关系，后来她也等着母亲解释，可母亲始终什么都没说，只依靠着时间将过往译成潜台词，消解彼此的隔阂。
母亲本可以毫不费力地过上非常不错的人生。我在广深一带流窜时，白天窝在地下群租房，晚上去快餐店排队领免费的盒饭，大街上那些快乐精致的同龄人，总让我想起母亲。她如果好好经营自己的人生，说不定我也能那样活着，而不是这般徘徊在生死边缘，可她做错了什么呢？我说不清，估计她也说不清。
母亲在家待了半个月，忽然对姥姥说她要去省厅上班了，有正式编制，管档案，副科级。姥姥确定母亲的精神是正常的，惊愕又欣喜，可过了两天，接到一个电话，母亲又失踪了。电话是她的上司王石打来的，说体检结果显示她怀孕了。我无法给母亲当时的心理状态下定义，她始终令我琢磨不透，我只知道在火车站，她遇到了父亲。
那时候的火车站很乱，基本被两个大帮派盘踞。东北帮最横，几个人组团混上车，腰里别着军刺，一车厢一车厢地挨个劫钱，最钟意衣着讲究的香港人。西北帮多是捞小钱的，卖一些劣质小玩意，开小牌摊，跪地乞讨之类的，收入少，风险也小。
父亲跟我说母亲的样子在火车站很扎眼，年轻好看，衣着鲜丽，眼里透着不知道该往哪儿去的迷茫。一个黑溜溜的小孩拿着塑料盒凑过来要钱，母亲刚掏出钱包，父亲在一边说：“骗人的。”
母亲看了他一眼，仍给了小孩两块钱，小孩接了钱，白了父亲一眼。
父亲说：“你越给钱，这种人就越多。”
母亲说：“我不想那么多，就为自己图个心安。”
父亲说：“你才多大啊，就开始图心安了。”
母亲说：“那你多大，就开始不求心安了。”
父亲说：“我在这儿坐一夜了，给出去三十多块，再心安我就回不去了。”
那也是个冬天，有雨，岭南短暂的阴冷季节，父亲外面披了件棕色风衣，里面是件灰色夹克，只有裤子不普通，军绿色的警裤，他见母亲盯着他的裤子看，解释说：“本来没打算穿，但想着防贼，就穿了。”
母亲说：“假的防不住贼。”
父亲说：“真的，但也不管用，还是被摸走了一兜零钱。”
母亲说：“我是说人是假的。”
父亲说：“我看你人还是假的呢。”
母亲说：“我又没穿假警服，哪儿假了？”
父亲说：“给小孩钱啊，你也说了，办好事就为自己心安，是不是挺假？”
母亲说：“信不信我报警抓你？私买警服，够关你半年的。”
父亲从大衣口袋里掏了掏，把证件在母亲眼前晃晃：“是假证够关多长时间？”
母亲将信将疑，父亲掏出一张照片说：“你帮我看看那个人，和这个照片上一样吗？我一夜没睡，眼花了。”
母亲对比了一下说：“看不清。”
父亲说：“应该不是，他不会这么张扬，人也胖点。”
母亲问：“这人犯了什么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