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郎。北疆省登州府人。禁军左卫第三营第七队。”捞尸兵低声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然后转头对身后的书记官说，
“记上——阵亡，遗体未找到，以头盔为凭。”
书记官面无表情地在阵亡名册上写下“张二郎”三个字。
他的笔很稳，字迹一丝不苟，但名册的纸张被海风吹得翻卷起来，他不得不用左手按住纸角才能继续写。
阵亡名册已经写满了三大本。每一页五十个名字，三大本将近五千人——而这还只是已经确认的阵亡人数。失踪的人数更多，至少在八千人以上。
镇南关内，伤兵营。
这是一座由城隍庙临时改建的野战医院。
庙里的神像被搬到了角落，神台上摆满了药罐和绷带，庙柱之间拉了数十根麻绳，绳上挂满了浸血的绷带。湿漉漉的绷带滴着血水，在麻绳上排成一排，像是某种残忍的旌旗。
三千多名伤兵挤在庙里和庙外的帐篷中，伤重的躺在担架上，伤轻的坐在地上靠着墙壁。庙里的空气浑浊得让人喘不过气——血腥味、药味、汗水味、伤口腐烂的臭味，所有的气味混在一起，像一锅熬了三天的馊汤。
军医们忙得脚不沾地。镇南关的常驻军医只有三十人，加上从南疆省紧急调来的民医和从南安城自愿赶来的郎中，总共也不到两百人。两百人要处理近万名伤兵——轻伤的还能自己排队，重伤的躺在担架上呻吟，再重一些的就没了声息。
一位年轻的军医蹲在一个腹部被诡异毒素侵蚀的伤兵面前，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对身后的同袍摇了摇头。
“救不了了。毒素已经侵入丹田，再撑半个时辰吧。”
同袍沉默了两息，然后从腰间解下一个水囊，蹲到伤兵面前，托起他的头，将水囊凑到他嘴边：“兄弟，喝口水。”
伤兵的眼皮动了动，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如同叹息般的呻吟。水从他的嘴角流下来，和着血，顺着下巴滴在满是污渍的绷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