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客——东晋定制官品第一、第二，佃客不得过四十户，每品减五户，第九品五户。农产物客、主酌量分配。都下民户多投王公贵人当佃客，朝廷制度，并不实行。普通士族，都享免役特权，平民却负担苛暴的徭役。晋范宁说，古代役民，一年不过三次，今世役民，几乎一年不得三天休息。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人丁服军役三中取二。远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仍须充杂役。照梁郭祖深说，人民充军役身死，主将妄加叛亡恶名，全家同村，悉遭破毁。人民被迫或自斩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隶，称为“属名”。萧衍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足见南朝男女丁同样服役。一家男女，无法谋生，不得不求主人荫庇，当佃客属名，得免国家残酷的课役。农民既苦重役，又不能获得耕地，投靠地主做农奴，算是唯一的生路。
奴婢——南朝士族又多蓄奴婢。如晋陶侃有家僮千数，刁协家有奴婢数千人。宋谢混有奴僮千数百人，沈庆之有奴僮千人。其他大族蓄奴数量，当不相上下。晋初刁协建议取奴当兵，取将吏所属私客当转运，庾翼发所统六州奴从军，二人大遭众人的怨恨。晋以后少见发奴当兵的记载，大概朝廷怕士族反抗，不敢再侵夺他们的利益。普通士族家庭，都养奴婢当作重要的财产。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织布，有时派奴到远方，不敢逃走。如齐时刘寅使奴当伯上广州，七八年才回来。当时六斗米约抵钱五千文，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值钱五千文至七千文。奴婢身体惊人地不值钱！
租税——东晋初年承用西晋户调法，司马衍改为按田亩实数收租制，平均每亩取十分之一，税米三升，称为“度田收租制”。这是对地主不利的制度，地主拒交税米，积欠至五十余万斛。司马丕减田租，亩收二升。司马曜废除度田收租制，改定王公以下，丁男（十六岁算全丁，十三岁算半丁）每口税三斛。这一改变，对非地主的人民是极大的不利，为和缓反对，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税。过了六年，增税米每口五石，服徭役免口税的制度，不久也就无形取消了。贫民与王公地主平等纳税，亩税改为口税，三斛改为五石。宋、齐、梁、陈，有增无减。不公平的税制，使人民代统治阶级负担国家几乎全部的费用。口税以外，又课丁男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禄绢、禄绵是为官僚加的税）。
害民尤甚的还有苛税多种。有所谓赀税（财产税）。晋刘超做句容县官，以前县官亲到四乡估评百姓家产，超但作大函送各村，教人民自写家产数目投函中，写讫送还县官。百姓依实投报，课税收入，超过常年。宋时赀税，民家桑长一尺，田增一亩，屋上加瓦，都得抽税。因此人民不敢种树垦地，屋破不敢涂泥。齐萧子良说当时官吏苛敛，民间桑树房屋都评价抽税，往往斩树发瓦，折钱充数。梁郭祖深说，“官吏迫胁良善，害甚豺狼”。齐时征塘丁税，萧子良上表称，浙东五郡，塘丁税每人一千文，贫民典卖妻子，不能足数，仍多积欠。海塘崩溃，害人更甚。晋宋旧制，新官就职二十天，应送朝廷修城钱二千文。刘彧时军役大兴，任用新官万余人，多不送修城钱，积二十年，旧欠不可胜数，人民大受侵扰。萧道成篡位，免除旧欠，百姓喜悦。这些苛杂税制，迫使人民加速失业破产，沦落到佃客、门生、奴婢的地位。
工业——南朝历代置冶官，管理制铁工业。建邺有左、右二冶，尚方（皇室工业）有东、西二冶。工人多是囚徒。其他金、银、铜、锡、盐都归国有，不封给诸王。铁的产量最多。梁铸铁钱，堆积如邱山，市上交易，用车载钱，又用冶官铁器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足见铁产量的丰富。炼钢术公家有横法钢，是百炼精铁，私家有上虞谢平，称中国绝手。冶官铸造农器、兵器，扬州是鼓铸的重要地，剡县（浙江嵊县）三白山专制兵器。这种制铁工场大概规模不小。至于日用小器物，都是家庭手工业生产。梁傅琰做山阴县官，有卖针、卖糖两老妇争团丝，琰鞭团丝见有铁屑，断归卖针老妇。丝团内混入做针刮下的铁屑，针工旁置丝团，足见设置规模的狭小。即此作例，可推其余。
南朝士族轻视技术，极少注意工业的改善。仅齐祖冲之世传工业，善算学，曾造指南车，内设铜机，随意圆转，不失方向。又本诸葛亮木牛流马遗意，造一机器，不借风力、水力、人力，自能运动。又造水碓磨和千里船。千里船一天行百余里。这些记载，或有夸大处，不过圆周率确是冲之的大发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优秀的科学家。
商业——南北两朝边疆警戒严密，商贾不得自由往来，所以商业只限南朝境内和海外贸易，建邺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集中地。司马德宗元兴三年一次风灾，官商船只毁坏万计，足见建邺的繁盛。沿秦淮河两岸，有不少市镇，北岸有大市，其余小市十余处。建邺以外，成都、寿春、京口、江陵都是大都会。广州是对外贸易的大都会。
统治阶级贱视商人，自己却利用政治特权，经营商业。例如宋孔觊（音冀）弟道成来建邺，带货船十余艘，满载绵、绢、纸、席等物，觊正色责道成说，“你出身士族，为什么做商客”！把货物一起烧毁。顾觊之子绰放高利贷，邺里士庶负债累累，觊之诱出文券一大橱，悉数烧毁，通知债户免还。绰懊恼多日。《宋史》说宋代清俭只有孔觊、顾觊之两人，足见其余士族都兼营货殖。
统治阶级自己经商，用繁苛的捐税压迫商人，保证商业竞争上的胜利。从东晋到梁、陈有所谓估税，凡卖买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的大买卖每一万钱税抽四百，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称为输估。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随物价百分抽四，称为散估。估税表面的理由是“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纳捐），欲为惩励”。实际意义是“以抑商劝农为借口，目的只在剥削”。估税以外，还有道路杂税，如建邺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设津主一人，贼曹（检查官）一人，直水（水上检查）五人，检查违禁品、来历不明人以及柴炭鱼苇等物。大小津并十分税一。大小市各设官司，税敛苛重，商民怨苦。
佛寺——南朝重佛教，萧衍时代更发展到最高度。梁时京城有佛寺五百余所，各拥大财产，僧尼十余万人，食肉饮酒，穷奢极侈。外州郡佛寺，不可胜数。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养女，白徒、养女不入户籍，免除一切课役。郭祖深说，天下户口，几乎失去一半。祖深主张革除白徒、养女，准僧尼蓄奴婢，僧尼只许蔬食，婢女只许着青布衣。萧衍正想利用佛教巩固政权，当然不听祖深的建议。
佛寺财产丰富，兼营高利贷，齐江陵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金龙，重数千两埋土中。甄彬曾持一束苎向长沙寺库房质钱，后赎还苎，苎中有黄金五两，问寺库知是有人持黄金质钱，管库僧误置苎中。小自一束苎，大至黄金贵物，都可质钱，想见剥削范围的广泛。后世典当业，从南朝佛寺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