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均定田租，历代享受免赋特权的曲阜孔氏，也同平民一样，缴纳租赋，其他世家大族，自然更不得隐避。赵匡胤登位第二年，借口周末度（测量）田不实，特派使官再出度田，又下诏许民开垦，州县官无得检括（稽查），只据现田作赋额。这就是说，形势户（现任文武职官及州县豪强人户称形势户）、大地主可以托名开垦，隐避或减少（二十税一或三十税二）租赋，小农眼前耕种的田地，被官吏检出，永远作为田赋的定额。据旧史记载，赵匡胤末年，天下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余顷；赵光义末年，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余顷；赵恒末年，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余顷；赵祯末年，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赵曙末年，垦田四百四十余万顷；赵顼末年，垦田四百六十一万余顷。宋垦田数比过去任何统一朝代（西汉、隋、唐）少得多。尤其是赵祯在位四十余年，号称北宋全盛时代，垦田却耗减最甚。这说明当时对西夏连年用兵，农民被迫弃田逃亡，豪强乘机兼并，扩大免赋特权，异口同声称颂赵祯的仁政（赵祯号称仁宗）。赵曙时，垦田骤增一倍，照三司使的解释说：“这个数字是据租赋数约略推算，民间隐逃的田亩，至少占十中七八，所以实际垦田当有三千余万顷。祖宗旧制，不愿扰民（官僚地主），从没有切实检查，因此莫知垦田实数。”免赋田占六分之五强，一切军费、徭役、租赋，都加在六分之一弱的田亩上，两个阶级负担的不公，即此可见。
赵顼创行方田法（东西南北各千步，约得田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称为一方），想削夺官僚地主的利益，增加国家收入。官员们借口“民以为不便”，纷纷反对，行施不久就停止，已“方”的界线，也被豪强毁坏。赵佶又行方田法，十年间完成了六路（全国分二十三路），贪官赃吏勾结地方土劣，任意妄为，弊端百出，有的二百余亩方为二十亩，有的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七十亩，有的原租十三文增至二贯二百文，有的原租二十七文，增至一贯四百五十文。甚至方荒山，勒派农民出刍草钱，民户废业失所，不得不大量逃亡，赵佶无法，下令停止方田。
正赋以外，还有所谓折变、支移、宽剩三种苛法。折变是官府借口需要某物，停收旧定的贡品，令农民改纳某物。如农民照例纳绢，官府说要折钱，折钱以后，官府又要折麦。折价不依市价，由官府自定，绢折钱，钱多数倍，钱折麦，麦又多数倍，辗转增加，农民无端多出十数倍至数十倍要纳的钱物。支移是农民本该在本县缴租，官府却教他到几百里外州县去缴纳，说那里正等急用，实际是强迫农民出脚钱。脚钱原定每斗五十六文，官府又反复折扣，增大若干倍，农民卖牛变产还不够赔累。宽剩是旧定赋额外增收若干，口称准备灾荒，其实农民饿死，从不得救济。
农民贫困不堪，或避私债，或逃公税，只有逃亡一法。有的兄弟故意分家，田赋由一人出名缴纳，过些时此人弃田藏匿，县官认作荒田后，兄弟顶冒别人名义耕种。不过这种方法很难成功，乡官、债主遇有逃户，即时查封资财，所有室庐、用具、桑枣、材木估定价值，或输欠租，或偿欠债，逃户生计**尽，无可留恋，索性绝意归耕，永远做浮**人，或投靠地主当佃客，因为六分之五的免赋田正需要他们去耕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