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年，安禄山破长安，李隆基逃往四川，太子李亨逃往灵武，自立为皇帝。第五琦入蜀见李隆基说：“当今用兵，财赋最关紧急，财赋产生，江淮居最多数。请给臣一官，可使军费充足。”李隆基喜悦，封琦为江淮租庸使。琦收江淮租庸卖轻货，经长江、汉水至洋州（陕西洋县），陆运至扶风助军。江陵成转运中枢，租赋堆积如山。李亨终能战胜安史，收复两京，全赖江淮的财赋。当时掠夺江淮人民，不问是否欠租，只要家有粟帛，官派差役围宅搜索，或平分所有，或十取八九，号称白著（无故取财物，犹俗言落空）。稍有违抗，捕送牢狱受重刑。民间唱白著歌道：“上元（李亨年号）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李纯元和初年，土地大半被藩镇割据，朝廷每岁赋税，全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征取，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养兵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加一，大率二户养一兵。至于水旱灾荒，额外调发，不在数内。中唐时代，江淮人民所受痛苦可知，其他州县受藩镇刻剥，痛苦又可知。
从李亨时起，国内战争连绵不绝，朝廷需要大量税收作战费，于是创行各种新税法，向穷苦人民榨取。
榷盐法——唐有盐池十八、盐井六百四十，沿海州郡多设盐场，第五琦做盐铁使，始变盐法，就山海井灶置监院。旧盐户及制盐游民称为亭户，免除杂徭役，使专事产盐。严禁私制私卖。前时盐价每斗十钱，琦加价一百，每斗卖钱一百一十文。李豫用刘晏理财，专用榷盐法。起初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后来增至六百余万缗。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成本比海盐昂贵。晏收亭户所产盐，转卖给商人，任其自由贩运，罢各州县卖盐官。海盐价贱，产量激增，远过西北池盐。李豫初年，朝廷岁入不过四百万缗，末年，增至一千二百万缗，盐利占半数以上。富贵人费盐少，穷苦人费盐多，这就是说，盐税的最大部分，由贫民负担。扬州是海盐集中地，也是盐铁转运使的巡院所在地，因此成为全国最富庶的都市。唐人称扬一益（蜀）二。扬州产海盐，富庶居第一位，蜀产井盐，居第二位。李适时盐价每斗增至三百七十文，江淮豪商操纵逐利，市价或增一倍，人民经常淡食，怨苦欲死。
两税法——李适（音括）用杨炎议，改庸租调为两税法。初唐赋敛，称为租庸调。有田出租，有丁出庸，有户出调。天宝末年，户籍法废坏，户口数目不实。李亨以来，内战剧烈，横征暴敛，急似星火，多设税收机关，各随意自立名目，凡数百种。旧税不除，新税又加，富户丁多，为官为僧，得免课役。贫户丁多，无法隐避，上户优游，下户劳疲，官吏乘机蚕食，尽量刻剥，贫民不胜穷困，只得弃家逃徙为浮户，土著百无四五。杨炎建议行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需上供及地方费用，量出制入，按人民丁数及财产定等第高下，分两次收税，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不问主户客户，依现居地为断，不问中丁（十八岁以上）、成丁（二十三岁以上），依贫富为差。商贾居地不定，依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当年增为十分取一）。租庸调及杂徭，悉数革除，只按丁额收税。田亩税依李豫大历十四年垦田数由纳税人民均摊。两税法规定收现钱，农民生产只有布帛，官吏任意折价，豪家大商乘机放债操纵，物贱钱贵，农民困穷。自李适到李纯四十年间，税额不变，人民实际负担增加三倍。天宝以来，自由兼并代替均田制，所以租庸调法不得不改为两税制。
茶税——豫章郡出产茶器，想见初唐饮茶风习已经流行。李亨时张巡、许远守睢阳城，粮食匮乏，将士用茶纸、树皮充饥。李豫末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赠宦官邵光超黄茗二百斤。江淮人用茶作饮料，传入中原，浪费量因之加增。诗人陆羽嗜茶，创煎茶法，著《茶经》三篇，饮茶风气更盛。李适贞元九年，行茶税，按市价十分取一，岁得钱四十万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