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
《新建设》编者按：本文是范文澜先生在一个用《中国通史简编》做学习材料的机关里的讲话记录。范文澜先生嘱本刊发表这个记录，以供阅读《中国通史简编》的读者参考。
我对我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不满意的，早就想修改，但总没有机会。去年才开始改了一些，今天看来仍是不能满意，还得从头再来过。写一本书要错误尽可能少些，实在不容易，更不必说写得好了。希望同志们共同指出本书的毛病，做到像孔子所说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指出很多毛病来，对我帮助就大了，可以改得较好些。
1940年我去延安，中宣部要我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我当时就同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分工写作，由我总编。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中宣部索性叫我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1941年4、5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下册。校完全书我就转入整风运动中去不再接触这个工作了。这本书原来限定写十几万字，但上册写完已有二十多万字，事已如此，只好不限字数，继续写下去。所以这本书是逐步扩充起来的，事前也缺少整个的计划和提纲（当时仅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这就是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的经过情况。
要写一本比较好的中国通史，必须具备着若干必要的条件，而我呢？这些条件都是很缺乏的。
第一，我的马列主义修养差得太多，思想上主观性片面性非常严重，没有力量来正确地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这又是写历史的第一个必要条件，缺乏这个条件，就容易发生错误。
第二，材料的掌握和历史知识也很差。延安马列学院的资料室参考材料不算多，那时要找《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类书都找不着，有关史学的杂志、新书，更是难以看到。同时我的历史知识很贫乏，许多部门根本不懂或懂得太少，如少数民族史、自然科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等部门，我都是门外汉，因之，有的说不出来，有的说得肤浅不扼要。
第三，有充裕的时间，才能仔细研究问题，考订史料，而《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时间却嫌过于仓促。恩格斯说：“即令是唯物的观点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的发展，也是一种需要数年静心研究的科学事业……只有多数经过批判的选择与全部精细研究过的历史史料，才能解决这样一个课题。”按照恩格斯的标准来看《中国通史简编》，真可说是粗滥的作品。
由于上面三个原因，可以得出结论，这本书不可能写好，序言上也已声明这只是一本聊备删削的草稿。这本书既然写得不好，那么是不是可以丢掉？是的，不久就可以丟掉。因为中国已经解放，史学工作者在共同目标下，大家都在努力研究，不久就会写出较好的通史来，代替这个写得不好的《中国通史简编》。不过在目前这一种新型类的书还只好允许它暂时存在，虽然对它很不满意。原因是中国古代史书非常丰富，也有很多不朽的名著，但都属于旧型类，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真正科学的历史书出现以前，只要是尝试着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写的历史，总比旧型类的任何历史书要好些。这就是说，运用马列主义不成熟比运用封建主义很成熟的历史书，从人民的需要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合用，即令不是真正合用。有些学者讥笑新型类的历史书说：“考订太不讲究，写历史闹出好多笑话！”照我的看法，尽管笑话很多，急须改正，但既然纠正了旧型类的历史书的某些根本缺点，这就是值得赞扬的。《中国通史简编》也和其他新型类的历史书一样，毛病很多，远远不够科学的水准，可是它比起旧的以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观点来写的历史书，却是本质上不同，许多写法在旧型类的历史里从来没有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