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田——民间土地兼并，非常剧烈。蒙古贵族随意侵夺民田，往往多至千顷，荒芜不耕，称为草场，专供畜牧狩猎。余下土地，汉族豪富人家，勾结官吏，恃势占据，驱役佃户千百家或一万家，许多江南豪富，每年收租在五万石以上，福建崇安县凡五十都，应纳官粮六千石，其中五千石官粮的土地，归五十余大家所有，一千石的土地，归庶民四百余家所有。五十大家应出的差徭，官府摊给四百余家担负，因此庶民继续破产，土地益向五十余家集中。崇安一县如此，他处可以类推。赵天麟曾奏请宗室王公限田数百顷，官员豪民限田数十顷，庶几贫民得免饿死。限额大至数百数十顷，实际占田数当然更大。
地主们霸占着“鸦飞不过的田产”，开着油房、粉房、磨房、酒房、解典库。“旱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头上有钱”。他们看见“别人的东西，恨不得擘手夺将来”；若有问他要“一贯钞”，就如“挑一条筋相似”。农民们“又无房舍又无田”，受这些“悭吝苦克”的家伙压榨，弄到“吃了那早起的，无那晚夕的；每日烧地眠，炙地卧；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就是“与人家挑土筑墙、和泥、托坯、担水、运浆，做坌工生活”，也因为饥寒交迫，“气力不加”，做到半工还得歇下来。从这一些元曲中所反映出来的当时生活情况，我们知道地主残酷的剥削和农民极端的穷困，不仅是元朝经济衰微的主要原因，也是元朝九十一年间农民不断起义的主要原因。
（二）赋税
税法——腹里行丁税、地税法（仿唐租庸调制），江南行秋税、夏税法（仿唐、宋两税制）。丁税每一良丁岁纳粟三石，驱丁岁纳粟一石。地税每亩纳粟三升。一户如丁税多，纳丁税不纳地税；地税多，纳地税不纳丁税。秋税纳租米，夏税纳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得用钱代替）。政府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一万余石，内腹里二百二十七万余石，行省九百八十四万余石。行省中江浙四百四十九万余石，占全国粮数三分之一，行省粮数二分之一。夏税钞数，图铁木耳天历元年，江南三省总计中统钞十四万九千余锭，内江浙省五万七千余锭，江西省五万二千余锭，湖广省一万九千余锭，江浙又居首位。
科差——分丝料、包银、俸钞三种。普通民户每岁纳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州县征收，往往私加数倍至十倍），俸钞一两。僧道、儒生、军户免纳。江南豪家，宋亡后，失势衰落，多贿赂权贵，充当府县吏卒，借庇门户，遇有差赋，摊派贫民，自己得免，因之贫民负担更重。
洞冶课——矿冶、硝矾、竹木等税据天历元年统计，江浙省课税最多，名目有金课、银课、铜课、铁课、铅锡课、矾课、硝矿课、竹木课等，共纳金一百八十锭十五两一钱，银一百二十五锭三十九两三钱，钞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七锭。
盐、茶、酒、醋课——全国总收入，盐利居十之八，两淮盐又独当总盐利的半数，两淮岁产盐约一百万引，每引四百斤（南宋每引三百斤），中统二年，每引定价白银七两，以后继续增价，至铁木耳大德四年，每引值钞六十七两五钱。酒、醋课据天历三年统计，酒课凡四十六万余锭，内江浙占十九万余锭。（刘诜诗“举盏可尽官缗千”，普通饮酒贵至一千贯，不免夸大，价贵自是事实。）醋课凡二万二千余锭，内江浙占一万一千余锭。茶课忽必烈时岁收二万八千锭，以后递增课额，收入数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