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恒长庆元年至李柷（音祝）天祐四年凡八十七年。在这时期中，宦官独占政权，朝官分立朋党，争夺权位，藩镇重新割据，朝廷力弱，不能像中唐发动大规模征伐。统治阶级对人民剥削，有加无已。依附统治阶级的工商业，继续发展，农民普遍破产，不能生活下去，因而发生全国性的农民起义，迫使唐朝失去经济基础而趋于溃灭。
土地——天宝以后，土地兼并非常剧烈，初唐均田制度完全破坏。元稹长庆末年做同州（陕西大荔县）刺史，曾奏请均田，五代周世宗柴荣据稹文画成均田图，准备均定天下租赋。中唐初到五代末，土地自由兼并，已成确定的制度。大土地所有者，自然是皇室、宦官、将帅、大臣、寺院，一般官僚士人，多属中小地主。崔群知贡举（考试官），妻李氏劝群置庄田，替子孙谋衣食。群笑道：“我有三十所好庄，良田遍天下。”李氏惊奇，群说：“我前年取士三十人，就是我的良田。”崔群清廉著名，不肯置庄田，算作例外。其他官僚多置庄园，江陵附近尤多。韦宙有庄园在江陵城东，积谷七十堆。唐人金石文中记庄田四至，常与邻田犬牙相错，田亩并不很大。土地所有权也经常移转着。唐五经（李忱时人）说当时官僚家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成蝗虫，靠卖田生活；第二变成蠹虫，靠卖书生活；第三变成大虫（虎），靠卖奴婢生活。足见富贵家田产常在转换中。还有些地主，有田卖不出去。如诗人张祜（李忱时人）死后，有田数百亩，十年不耕，每岁缴租钱一万文，求免不得。大地主占有奴隶和部曲（农奴），不完全依赖佃户，中小地主没有佃户，势必田地荒废，变成破落户。
赋税——李忱时代，在晚唐算是盛世。大中七年，度支（掌财政）奏称朝廷岁入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租税五百五十万余缗，酒税八十二万余缗，盐利二百七十八万余缗。李昂时酒税已达一百五十六万缗，经二三十年，不增反减少一半。李适开始税茶，每岁得钱四十万贯，李恒增茶税，每百文加五十文，至少应有六十万贯。李昂、李瀍都增茶税，李昂时长安里巷中开设茶肆，其他都市，当相类似，茶的消费量既广，茶税收入不会比酒税少，何以不列在岁入数内。《唐书》食货志说李忱即位，“茶盐税法益密”，盐利也不应比李豫大历末年减少一半。李瀍时有户约五百万，李忱时更当增加。安史乱后，从没有这样大的数字，依户口与税收（两税）的比率，李忱时代岁入总数，绝不止九百余万缗，不是史书记载错误，就是官吏贪污中饱。
交通与运输工具——由于初唐对外侵略的成功，国内统一封建经济的发展，国内外水陆交通很发达。对外交通海路有南、北二道：南道自广州出口，与波斯（李治龙朔二年立卑路斯为波斯王）、印度、阿拉伯、南洋群岛通航。广州入口商货，陆运越大庾岭，入江西，自赣江入长江至扬州，再由运河入汴（开封）、入黄河、入洛（洛阳）、入渭（长安）。北道自明州（浙江鄞县）出海为南路，自登州（山东蓬莱县）出海为北路。南、北二路与日本、高丽、新罗通航。陆路有五：（一）营州（河北昌黎县）入安东道。（二）夏州（陕西横山县）通大同云中道。（三）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四）安西入西域道。（五）安南通天竺道。国内交通有四大干路：（一）自长安凤翔入成都（中唐以来改由郿县经汉中入成都）。（二）自长安沿丹江、汉水至江陵，南入长沙越广西达安南。（三）自长安经洛阳至山东。（四）自长安渡河入太原，出娘子关至范阳，或沿黄河东进转北，沿现在的平汉线达范阳。杜佑《通典》说，东至汴宋，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肴丰美，每店有驴出赁，称为驿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州，夹路都有店肆供商旅食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