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孔子讲名分（纲常）的儒家圣经，北宋初期儒者目光集注到这部圣经上，非常合时宜。穆修首先提倡春秋学，说“《春秋》有贬而无褒”。孙复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宗旨是“《春秋》无褒”（在孔子笔法下，全是乱臣贼子，无一人可褒赏），凡是人臣，都该受皇帝的诛罚。《春秋》一部分“攘夷”大义却被宋儒完全抹煞了。孙复创立宋学的规模，只讲“尊尊（君臣）亲亲（父子）”，有利君父片面的伦理，此后任何统治者（包括入主中国的异族）把表扬宋学，当作急务，原因就在这里。
（四）正统派的发展
宋初儒者严定君臣名分，但缺乏哲学的根据，不能制成完整的理论。周敦颐开始采取佛老，建设儒家的哲学。韩愈以来不曾想到夺敌人武器武装自己的方法，周敦颐这一成就，怪不得儒者认作巨大的功绩，甚至说孔子比他还差十分之一。
正统派宋学的主干是濂、洛、关、闽四大家，他们的学说极简单地说一些在下面。
周敦颐——他首先改造陈抟的无极图为太极图。改第（5）圈为第一个圈，称“无极而太极”；改第（4）圈为第二圈，称“阳动阴静”；第（3）圈改称“五行各一性”；改第（2）圈为第四圈，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改第（1）圈为第五圈，称“万物化生”（《太极图说》是敦颐第一大著作）。他这改造的意义何在呢？他要提出“主静”（敦颐自注：无欲故静）作为全部学说的宗旨（无欲主静立人极，人极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型式），用“没有天地以前，已经存在着的无极原来是静的”来证明人的天性是静的，应该是无欲的。宋朝统治者急求稳定五代以来纷乱争夺的恶习，主静学说当然有极大的意义。
敦颐第二大著作是《通书》，《通书》提出一个“诚”字，说诚是“圣人之本，性命之源，五常之本，百行之原”。诚是“无为”的，是“寂然不动”的，所以诚是静的。人应该诚（不自欺，不欺人），这是毫无疑问的真理，可是周敦颐所谓诚却要人诚心诚意，丝毫不怀疑三纲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程颢——颢及弟颐，年幼时从周敦颐问学，后来二程否认自己是敦颐的学生，大概敦颐道教气味太重（二程不谈太极图，又轻视邵雍的先天数），在二程看来，周邵不能算醇儒。二程开始从《礼记》中提出《大学》、《中庸》两篇，配《论语》、《孟子》称四书。《大学》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讲“天命之谓性”，“君子中庸（守常道听天命）、小人反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这都是理学最方便的依据，不必再求道教无极图的援助了。二程理学比周敦颐确推进一步，可以说理学的建设到二程才真正完成。
程颢学问的宗旨叫作“识仁”（认识做人的道理。义、礼、智、信都是仁的一体）。功夫是“诚敬以存之”（用诚心、敬心保持这个认识了的仁）。仁是静的，怕被外物所惑诱，所以要“诚敬”来监视自己，这种功夫称为“慎独”。
程颐——程颐学问的宗旨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意思是说修养功夫要“主敬”，不可有自欺心、怠惰心；学问前进的方法，必须格物。深究（穷理）事物的理性（集义），才能得真知，有了真知，才能确信自己的道理，力行不惑。“知行合一”说，程颐已经指出了。他又主张“学者先要会疑”，把疑当作进学的第一步功夫，最是精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