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北宋官田极少，南宋相反，朝廷所有官田，包括圩田、湖田、围田以及没收犯罪官吏与女户、绝户田产。赵扩时每岁收入租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租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贯。权贵豪强，占田无限，有的岁收租米多至一百万石。农民耕种小块土地（少至一二亩）被官吏百端诛求，想卖田还债，找不到受主，想弃田逃走，舍不得妻子（保甲法极严，全家逃走不可能），唯一出路只有将田地无代价献给富贵人家，充当佃户，托庇主人权势，得免官税和官役。照叶适说：“有田的不自耕，能耕的没有田，对官府直接纳税和服役的农民，不及农民总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是地主家的佃户。”照洪迈说，佃户耕豪富家田，对半分租，称为主客分。还有官吏恃势夺田，成为惯例。如溧阳县官陆子遹，取福贤乡围田六千余亩献宰相史弥远，弥远赏钱每亩十千文。子遹追田主索田契，激起反抗，派兵杀伤数十人，擒田主多人入狱，灌尿粪逼写献契，一钱不给，子遹立成巨富。
公田——土地兼并这样严重，某些统治阶级中人，也不得不注意到补救的办法。第一，朱熹的经界法，主张地主负担租税。朱熹做漳州知州，奏称：“绍兴时漳、泉、汀三州没有经界田地，小民往往产失税存，不胜冤苦。官吏豪强共同作奸，有田人家报称逃亡，租税令无田人均摊。只有进行经界法，才能公平。”朱熹因事革职，所请不得行。南宋末，贾似道行经界推排法，权贵僧道，仍多隐漏，人民尺寸土地，无不上税。第二，林勋的均田法。林勋写一部书叫作《本政书》献给赵构，他主张分农民为三等，占田五十亩以上为良农，不足五十亩为次农，无田为隶农。良农一人五十亩为正田，必须自耕，余田为羡田，必须分给次农、隶农耕种，依本地惯例收租。良农不许买田，只许出卖羡田。次农不许卖田，只许收买羡田，补足五十亩，升级为良农。隶农也只许买羡田至五十亩。如良农不愿出卖羡田，应等待他的子孙分家，官府不得苛夺。他这种空想，自然不会采用。第三，贾似道的公田法。南宋末年，国家岁出超过岁入一倍，滥发楮币（纸币），物价飞腾，无法收拾。农民大批破产，朝廷搜括所得，远不敷需求的数目。赵昀（理宗）、赵禥（度宗）任贾似道做宰相，决计夺官户势家逾限（依官品高下，定占田亩数，限外田卖给国家）的田亩，来补救亏空。公田法先从浙西路试行。预计可得一千万亩，岁入租米六七百万石。收买价规定每租一石，朝廷给田主楮币四十贯（实际田价每亩最高额一千贯）。每乡立官庄一所，派富家做庄官。每租一石，明减二斗，名义上不许多收，实际佃户仍受害不少。后来废庄官，改为召佃，或一二千，或数百亩，召人承佃（包租），减租二分，优待承佃户。公田法推行以后，大小地主怨入骨髓，元兵又已深入，朝廷议无偿还田给原主，不及行施，宋已灭亡。
（二）农业
